2018-1-12 15:36:00

  当下判断全球经济能否真正清除可能导致新一轮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因子,主要有三个维度:债务占GDP的比重能否下降到安全边际之内,能否迎来真正引致超长产业链升级的技术革命,主要经济体能否真正建立持续可执行的沟通协调机制。就此而言,全球经济要迈向理性繁荣轨道,亟须尽快告别“无债不欢”的增长逻辑,潜心新技术革命,培育大批“独角兽”乃至“百角兽”企业;主要经济体尤其应在关乎全球金融安全的重大问题上扮演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行动人”。

  多重信号预示,2018年将是催人奋进的一年。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均对2018年的全球经济增长表达了乐观预期。世界银行在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中,更预测全球经济将在2018年迎来金融危机之后的全面复苏,预计将取得3.1%的增幅。世行顺势将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3%。

  世行报告充满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去年全球3%的经济增长,要知道,这个数据已是2011年以来全球经济取得的最佳成绩了。熟悉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金融危机以来的历次年会议题设计用词的人都知道,诸如“新动力”、“更强劲增长”等一直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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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9 8:14:00


  以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中国迄今关于发展理念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探索实践与业已取得的长足进展,无论是在全球经济思想史上还是现代经济发展史上,均具有一定的范式价值。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应用提供了独特的实验土壤,也为构建既具有理论普适性又不乏中国特色的新经济增长模型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纲举目张,新发展理念,无疑划定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逻辑。

  就时间光谱而言,即将过去的2017年是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里程碑的承上启下之年。之所以说是承上启下,一是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两步走”战略,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前了15年。这个战略对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既有相当清晰的内涵设计,也有微观层面的具体描述,给出了国家中长期发展路线图;二是在于2018年恰逢我国开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时间里,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与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再到十八大以来主动创设全球公共产品,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而在全球经济格局变迁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范式与中国主张,体现了中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与相关政策逻辑的国家智慧。而中国提出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和有关实现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公平与效率、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的有效均衡的新发展理念与均衡思想,实际上也为在新环境下的国际竞争与合作提供了中国版的政策设计样本。

  谈到发展,当然离不开数据。而就2017年的经济指标而言,尽管具体的增长指标要到下一个月才能统计出来,但从前11个月经济运行情形看,实现全年6.9%的增速已毫无悬念。而2017年1月至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取得的21.9%的可喜增幅,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6.2%的亮丽成绩,显然十分有利于推动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改。在全球主要经济体10年来首次出现同比增长的背景下,尽管有地缘局势风险与某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但呈现温和反弹态势的全球投资与贸易增长,还是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支撑,这使我国出口在经历了两年的负增长之后,有望取得超过10%的同比增长,全年外贸进出口再破4万亿美元大关。而人民币单边贬值预期被成功打破,进而实现了外汇储备的企稳回升。至于各级各地政府极为关注的钱袋子,增收形势也相当乐观,预计财政收入将取得自2015年以来首次超过8%增速的成绩,为各项事业的推进提供坚实的财力支撑。

  总体而言,随着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投资与出口形势的好转,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最困难时期”之后,将在新一轮改革的驱动下,为迎接新周期的到来积极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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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5 8:37:00

  眼下或许还很难就中国经济新旧周期交替的时间节点给出精准判断,但新一轮发展周期的时间轴,无疑以两个月前召开的十九大为逻辑起点。因此,由发展蓝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列车,可能已到了新周期的“站台”,但是如何由新周期的“敲门”到“进门”,进而实现21世纪中叶中国发展目标,既需要即期和中长期的调控拿捏、战略设计与有效执行,更离不开对业已表露出来的经济金融风险的高难度管控。

  明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在这个历史新方位上,中国经济工作重点如何展开、经济政策如何调控、经济质量如何提升、深化改革如何推进,自然备受全球瞩目。

  就今年经济的运行态势而言,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日前已做了很好的概括,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在全球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发展且韧性很强。表现为进出口形势持续向好,就业较为充分,结构改革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措施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切实执行,等等。而从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释放的信息来看,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提质增效,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明年将会继续推动深层次改革,而国企改革要取得实质性成效。有专家判断,国企可能已经告别了长达6年的去产能、通缩和资产负债表调整期,至于央企利润增速则已经创下了近5年来的最好水平。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多年积累下来的产能过剩、资本过剩和供需结构、收入结构和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正在深层次改革中不断得到改观。

  当然,对于经济规模已跃上10万亿美元台阶的中国而言,既要关注年度经济指标的是否完成,更要着眼于中长期的经济持续增长,尤其增长质量的提升以及基于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广泛覆盖。上周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着力强调推动经济增长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因为庞大的中国经济体系,如果有足够的弹性,且能释放相应的增长活力,其战略意义将大大高于经济指标能否提高0.5或1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从今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释放的相关信息来看,不久前正式组建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国务院金稳委”)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已在有序开展工作,作为国务院金稳委办公室主任的央行行长周小川显然比任何市场人士都明白当前中国经济金融面临的头等大事。如何防止“明斯基时刻”来临,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以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早已不局限于经济问题,而是关乎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问题。

  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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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 8:07:00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完成市场出清与新动力新动能的培育,更要高度重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对市场不稳定性和经济复杂性,尤其是对复杂经济与金融系统的前瞻性研究。这要求我们实现对均衡优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以建立一个能有效约束“经济人”自利行为,又能保持对市场适度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促进经济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实现增长。如此,就有可能建立一种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只要能处理好“僵尸企业”的问题,中国长期经济增速有望每年提高0.7至1.2个百分点。报告指出,缺乏活力的僵尸企业是中国当前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差不多同时,在IMF主办的第五届统计论坛上,与会专家高度关注中国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有市场人士认定,中国是全球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独特样本。作为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中国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将帮助中国成为趋势引领者。

  充分的信息、准确的数据、科学的分析框架是理性判断的前提。无论是经济学研究还是经济政策分析与研究,如果没有基于信息萃取和数据处理的分析框架,是很难得出理性结论的。而放眼全球,中国作为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极为独特的后起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参照系没有可资借鉴的样本。中国之所以启动大规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目标指向十分明确,即清除经济发展沉疴,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将新一轮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均衡的新逻辑起点上。而已有的改革进展表明,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未来中国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将有可能迎来一个较为重要的优化配置过程,无论是国有资本、民营资本还是外资,都将在动态优化中寻找市场机会。基于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率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主要来源。

  作为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的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对既有路径依赖较强。一旦出现既有动力的衰退,而替代性动力发育不足,则意味着经济增速的滑落。中国经济的下一个繁荣周期一定来自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推进,也就是如何将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转到有效消费与技术进步驱动上来。

  始于2015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煤炭、钢铁等行业去产能计划的持续推进下,迄今已经取得了相当进展,新供给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集群的增长日益放缓,而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集群正在快速成长。得益于政府负面清单改革和“双创”的推动,以及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微观主体创新活力不断释放,经济增长潜能也在不断激活。在“双创”热潮下涌现出的独角兽公司,正逐渐成为我国参与新一轮全球经济与科技竞争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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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4 8:38:00

  基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视角判断,我国正迎来经济新周期,应在基本出清旧模式的同时,以在某种程度上积累了先导性优势的互联网平台为基础,深度围绕“中国制造2025”,推动产业与金融在功能上的深度融合,引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迸发出蓬勃的创新活力。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月底通过了《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旨在促进实体经济振兴和转型升级,加快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而科技部则在日前公布了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百度、阿里云、腾讯及科大讯飞等在列,旨在整合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格局,发挥超级基础性平台的服务功能。对全球技术变迁与经济发展态势长期保持着敏锐观察力的中国政府如何重视经济增长动能的切换,于此可见一斑。

  有评论者认为,今天已是彻彻底底的“互联网平台”时代,尽管会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可能会误导市场对包括石油、金融、工业、零售在内的非“互联网平台”类别企业的某种轻视,但这已经是一个离开了互联网就简直不可想象的真实世界。在移动互联网将更多市场主体接入网络之后,互联网平台正深度连接市场参与主体的线上线下生活,推动着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深刻改造着包括传统公司在内的各种企业。

  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前7大企业中,除了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Facebook等美国巨头之外,腾讯、阿里巴巴亦在列,且上述企业都可以归类为互联网平台企业。随着这些平台企业不断延伸其产业边界,或许在未来5年里,它们将各自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存在,深刻影响人们的生产、消费方式,甚至是思维方式。而在全球科技革命正在发生不以政府规划为指标参照系变化的今天,谁也无法预估那些本就拥有强大研发实力、目前看起来小微但紧密对接技术与市场变化趋势的创新型企业,究竟会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因为,一方面这是互联网平台企业不断引领经济社会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在不断扩充其跨产业整合能力;另一方面,是那些高度重视人类未来消费体验并进行前瞻性研发与测试的独角兽企业,也在尝试改变企业的业态与商业模式。已有的梳理表明,我国未来的独角兽将集中在企业服务、医疗健康、汽车交通、消费升级、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这是因为中国在互联网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及互联网人才数量等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深厚的比较优势,部分商业模式开始走出国门。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国这些年来在深耕互联网产业,致力经济转型,并着力营造创新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并且已经形成了能批量催生伟大公司的厚实土壤。

  得益于在移动数据时代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大当量投入与不断探索,我国有望在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物联网、无人驾驶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握有一定的竞争优势,顺势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甚至“弯道超车”。 尽管这个过程说易行难,但无论是各级各地政府,还是已有广泛行为自觉的相关企业,都在着力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快速融合,并在相当大程度上推动着中国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事实上,结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能制造时代已经来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尽管依然握有一定的技术领先优势,但由于中国在制造业基础与规模、市场规模与空间,以及创新创业潜力和资金供给与资源整合等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与潜力,已使我国有可能获得自工业革命以来首次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赛道的竞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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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5 8:14:00

  金融监管从来只有恒久的命题而无终结的答案,真实世界里也很难找到固化的最优金融监管模式,这就决定了像中国这样的独特新兴大国,必须在没有适配的监管参照系的条件下,找到金融监管能力供给和金融创新与发展之间的均衡点,力争使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有效协调,以构筑稳健且富有弹性的金融市场体系,强化对金融风险的前瞻性预警,扎紧金融安全篱笆,整固金融防波堤。

  近日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在我国展开新的发展周期的关键时间节点上,对金融稳定和发展在实现中国经济战略性升级和参与全球分工中的角色定位的一次重要“定调”,也是对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作出的前瞻性战略部署。

  据已披露的信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从职责上承担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金融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审议重大规划的职责,将负责制定未来大纲式的发展和监管规则,推进落实既定宏观审慎政策,并从机制上保证金融协调监管的效率和效果,更好地实施统一监管、专业监管和穿透监管,以改变原有的“孤岛式”监管现状。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被广泛视为大国主导全球经济分工的主要杠杆,堪称“国之重器”。而现代金融得益于技术进步和人类交易行为的不断发展,已不仅表现为银行、证券、债券和货币等形式,而是对一国科技、产出、贸易价值链、机制设计与创意,尤其是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某种意义上,一国金融竞争力如何,直接决定该国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美国之所以自1944年以来一直较为稳固地把持着全球经济与金融秩序主导权,除了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显而易见的机制化体系之外,其背后蕴藏的是美国精心培育并不断整固的对现代复杂金融体系及配套的运营管理能力,包括美国强大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体系对金融市场发展和资产定价权的把持,以标普、穆迪为代表的信用评级机构对各国主权信用命脉的某种掌控。此外,具有准立法权、准司法权、独立执法权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全球最庞大的顶尖金融人才库使美国在金融创新尤其衍生品设计方面一直保持领先地位,进而不断培育和强化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发言权,直至拥有对核心金融信息的垄断权。

  但是,即便是拥有全球最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最多金融家的美国,也没有找到如何实现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均衡的最优解。在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的近20年里,美国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极力延伸金融的边界:在国内,美国为了填补技术停滞之后留下的经济增长缺口,于1999年抛弃了经典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推出了以金融混业经营为核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结束了银行、证券和保险分业经营的格局,大力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了金融监管。结果,美国经济在录得空前繁荣之后留下了一地鸡毛,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严重失衡。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与金融衍生工具的助推下,华尔街推出了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使得风险评估无法跟上产品的开发,金融衍生品四处泛滥,价值链越拉越长,各家投行的杠杆率也变得越来越高,加上信息不对称和监管的缺失,金融风险不断累积,终于在房地产按揭贷款领域引爆了那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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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3 7:42:00

  在全球贸易越来越集中到争夺价值链核心环节的今天,新兴经济体想要不断提升在贸易分工中的获益程度,就不能仅将贸易聚焦在本地和转口环节,而非得适时推动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建设不可。在缺乏整体性参照系的约束条件下,我国通过渐进式的制度设计与经验总结,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要驱动力,历史性地成为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量级旗手。而上海自由贸易港承担的使命,是中国深度嵌入全球贸易与资本价值链的“领航员”。

  自由贸易港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地标。

  上海市交通委负责人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海自由贸易港方案正在完善和报批过程中。稍早时候,商务部发言人称,商务部正会同上海市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有关自由贸易港建设方案,浙江则制定了初步建成自由贸易港区先行区的发展目标。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省市和部门,加大力度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建立上海自由贸易港,既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内生性要求,更是国家的战略部署。以国际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标准裁量,目前我国层级最高的经济区是保税区与自由贸易区,只是这两者的高度不能与自由贸易港相提并论。与保税区相比,自由贸易区的自由化程度更高。除了“境内关外”的征税方式外,无论是中间品还是一般商品,均可在区内储存、拆散、分级分类、重新包装、重新标签及加工制造和再出口等,而且自由贸易区还在服务业、汇率与资本流动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灵活适配度。

  从全球贸易发展和城市竞争态势看,自由贸易港并非新鲜名词,而是早已有之但内涵与功能不断更新的客观存在。就全球指标性的港口城市而言,纽约、伦敦、东京、香港和新加坡等贸易中心,已从传统的货物进出口桥头堡发展为对贸易要素的集聚与系统处理,经过不断挖掘离岸贸易中心的功能,如今已成了全球贸易的营运与控制中心,是资金、信息和贸易价值链管理的核心地带。可以说,在全球贸易发展越来越集中到对贸易价值链核心环节争夺的今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想要不断提升在全球贸易分工中的获益程度,就决不能仅将贸易聚焦在本地和转口环节,而非得适时推动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建设不可。

  整固制造业竞争优势、稳步提升贸易价值链和金融竞争力,是我国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升级的一般路径。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产业控制力、贸易与金融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竞争。换言之,全球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与中国经济战略升级的目标实现,内生性要求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以良好的制度设计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对外开放,通过优质产能的全球化配置、提供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设计、金融服务的区域和全球化搭建,以及相关国际协调力和动员力的提升,结合人民币国际化,不断释放经济开放与发展的红利,中国也将在此进程中完成构建更具活力的内外经济联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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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27 7:43:00

  负面清单制度一旦付诸实施,意味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包括民营资本、外资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这将大大激活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包括在民生保障方面的投资热情。可以预计,随着政府逐步放宽相关规制,民间营商禀赋将进一步激活。若再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则必将进一步增强亿万民众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乐观预期。

  据悉,我国将于明年起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各方的准备工作眼下正在全面提速,国家确定的第一批试点已进入总结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前分别前往广东和福建等地区调研评估。第二批试点的浙江和湖北等地区,也已在陆续上报试点总体方案,将抓紧推进完善法规及规章体系、健全市场准入机制等改革任务。未来将重点梳理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等设立的市场准入事项,及时提出调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的建议,抓紧推进完善法规规章体系、健全市场准入机制等改革。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指国务院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在我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级政府依法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的首批试点是在去年初确定的,当时决定先行在天津、上海、福建、广东四个省市试点。有评论认为,这意味着我国已实行了长达30多年的审批制投资管理体制将走向终结,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推动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在构建适应全球竞争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里程碑式的进步,体现了我国在经济治理领域的深层改革与国家自信。

  据有关专家的分析,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定位不是用来指导产业调整的,而是为了调整政府和市场两者的关系,目的是更好地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确立企业的市场投资主体地位。市场法律法规是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最根本的依据,而负面清单则剔除某些已过时的法律法规条文。

  从我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波周期来看,当前面临的增长困难,是经济迈向更高逻辑起点所需克服的阶段性难题,也是我国在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过程中政府规制相对滞后的产物。中国市场主体向来不缺营商禀赋,亦不缺乏敏锐的市场直觉,经济要步入更高质量的增长周期,既需要国有企业通过持续深化改革释放活力,提升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力,也离不开民营资本特别是中小民营资本的责任担当。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理应积极创造条件,以前瞻性的政府规制,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产业发展的准入门槛,营造真正服务于“双创”的制度与产业发展环境。

  毋庸讳言,当下我国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仍然存在快慢不一致的现象。以广东(深圳)、北京、上海、浙江(杭州)等为代表的东部地区,今天的经济发展动力基本上已经切换到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的内生性轨道上了,但东北地区和不少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依然未能完全脱离依靠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来驱动的轨道。尽管我国今天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迄今仍属尚未完成工业化且未能建成高水准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超级新兴经济体,社会结构和安全生态系统存在一定的脆弱性,民众对民生福祉水准提高的热切期待与国家与社会的整体供给能力存在一定的落差,而这个落差的缩小乃至消除,尤其需要基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财富蛋糕的持续做大,以及有效收入分配制度的切实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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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15 8:00:00


  十年前那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是:在实体经济绩效未能同步提高、对“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放任金融过度深化、靠扩张信贷支撑经济增长,最终会对经济体系和金融秩序造成摧毁性的破坏。未来,全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发生,既取决于主要经济体能否在止住“脱实入虚”趋势的基础上迈上内生性经济增长轨道,也取决于各国在核心金融信息沟通和经济金融政策协调,进而在监管接口方面能否迈出建设性步伐。

  李克强总理日前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等6大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第二次“1+6”圆桌对话会议,以“构建开放、活力、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围绕“全球经济形势与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两个议题深入探讨。这是在不到14个月内,我国总理两次与主要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的负责人集体对全球经济把脉。

  今年距2007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好十年,尽管就单一个体而言,人可以选择性遗忘,但对具有全球责任感的政治与财经领袖而言,对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是绝不能选择性遗忘的。

  十年,在人类的时间光谱中微不足道,但提到这场金融危机的冲击与危害之大,亲历者至今依然惊魂未定。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的第四天,也就是2008年9月18日,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体系差点就崩溃了。保尔森在他的回忆录《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中这样写道:“9月17日早上6点半我到达财政部,7点刚过布什总统打来电话,我告诉他市场被恐慌推动。我很关心货币基金市场,看到它的资金正在被抽空。我们四面受敌。”早上7点到7点40分,财政部外部顾问威尔逊三次给保尔森打来电话,告诉了他掌握的惊人消息:纽约梅隆银行CEO、黑岩公司总裁、北方信托CEO都提出请求,希望赎买他们的货币市场基金。Reserve Primary Fund已经很糟糕,但如果这些机构的基金都跌破资产净值,就会遭遇全面崩盘,因为企业、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众多散户都会同时想到要收回他们的投资。保尔森当时的判断是:毫无疑问,金融系统已经彻底偏离了轨道。果然,9月18日上午11时,美联储发现,货币市场中高达5500亿美元的资金在不到2小时内就被国际投资人“电子挤兑”。美联储紧急注入1050亿美元,依然无力阻止资金狂逃。如果再不采取断然措施,到下午2点,货币市场中的3.5万亿美元有被全部挤兑的危险。24小时之内,世界金融系统将彻底瘫痪。最后,保尔森动用汇率稳定基金给货币市场基金做了担保,才阻止了货币市场基金的全面崩盘。

  为了调查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美国国会决定设立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在经历了长达一年半的分析和调查,经过了19天的集中听证,并访谈了700多名证人后,最终于2011年1月27日公布了长达576页的调查报告,得出九项结论,最重要的是认为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是可以避免的,联邦政府监管失职和华尔街金融机构危险操作是酿成金融危机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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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5 7:51:00


我国首款大型商用客机C919的首飞,虽然只是迈向全球复杂制造俱乐部征程中的关键一小步,却是志向高远的中国航空产业界将国家意志与技术积累以及全球资源配置战略等有效结合,进而向国内外市场推出可信赖高端产品进程中的关键一大步。全球民机产业真正形成“A(空客)B(波音)C(中国商飞)”格局的时间节点可能还要一段时间,但在高端制造领域历经多年技术深耕和商业模式探索的中国,将以C919为逻辑起点,全面跨入复杂制造时代。

  国产大型客机C919今天将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首飞,这是继上月末国产航空母舰下水以来,在不到一个月里,我国在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的战略性突破。同时,这也是一年半前C919总装下线以来,中国商飞稳步推进大飞机项目研制并接近取得最终成功的阶段性成果。尽管从首飞到真正投入商业化运营还需克服诸多复杂瓶颈,但作为我国首款按最新国际适航标准研制的干线飞机,国人没有理由不对这款飞机抱有强烈期待。

  从上世纪70年代独立自主研制大型客机,到90年代合资组装大型客机,再到眼下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客机,我国在大型客机制造领域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世界前列。

  笔者注意到,随着我国C919项目研制的不断推进,国际舆论和航空产业界人士愈发关注中国在大飞机领域的雄心和面临的约束条件。一些看起来颇为“刺耳”的言论,其实正是我国亟待突破的关键瓶颈。例如,有国外专家认为,C919的首飞比原计划晚了一年多,说明中国在研制进程中存在需要克服的技术和非技术性因素。更复杂的问题还有,要将全球主要零部件供应商的产品有效整合到一架飞机上,不仅对中国商飞的全球价值链管理能力是个艰巨考验,对吃透技术参数和在产品深度磨合方面的精准拿捏程度更是极大的挑战。显然,这需要反复试验和长时间的付出。

  但是,作为全球极少数拥有最完整工业制造与技术研发体系的国家,我国早已跨越了过去主要依靠逆向工程来研发高端制造装备的时代,而且在过去20年里,通过在航天、高端船舶制造、核电、高铁以及相对落后的航空领域的技术深耕与产业化应用,已经迅速缩小了与美、欧及日本的差距,其中少数高精尖领域甚至接近与美国并驾齐驱。例如,高铁与核电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高端制造的名片,除了我国在技术引进和消化能力上早已是八段高手之外,还得益于国内的产业化应用与持续的技术研发,尤其大量的技术投入。如今,尽管民机产业的一些核心技术暂时还掌握在美国人手上,但随着近几年在电子技术领域取得的诸多指标性突破,我国有望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里拉平与美、欧在航电系统领域的技术差距。而由曹建国执掌的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尽管要在短期内拿出达到国际顶尖水平的发动机还不太现实,但无论是正在研制中的CJ-1000国产发动机,还是适用于宽体客机C929的国产发动机CJ-2000,都在紧锣密鼓推进之中。熟悉航空发动机研制机理和发展周期的人都深知,要在这个领域获得成功,除了足够的财力投入和技术打磨之外,更需要超级耐心和不惧失败的超级毅力。而中国航发在其2017年的重点任务清单中,就明确表示将狠抓重点型号研制与“两机”专项实施,确保科研生产任务全面完成。谁也不能低估这家拥有9.6万名员工的技术研发与制造集团的雄心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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