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14 8:59:00

  假如比特币之类的加密货币最终被证实为“庞氏骗局”的工具,则关于比特币的炒作终将只是留在全球投机史上的一记浓重烙印。研究如何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各自的央行数字货币中,赢得数字货币体系的主导权,或许是加密货币对各国央行的重大启示。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日前针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发出警告,指出绝大多数加密货币是庞氏骗局,尽管现在仍不清楚它是如何运作的。而在稍早,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卡斯藤斯也把比特币形容为庞氏骗局,直言比特币是“泡沫、庞氏骗局和环境灾难的组合体”,如果监管机构不提前行动,数字货币可能就和主要金融体系形成更紧的联系,成为一大威胁。

  两大权威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接连对比特币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从显性层面而言,是比特币在过去一年里轮番上演的疯狂上涨与深幅下挫将数字货币的泡沫本性演绎得淋漓尽致;进一步原因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被越来越多年轻人视作在金融领域破除刚性崇拜的颠覆性行为,而这种“去中心化”行为对储备货币发行机构而言是重大威胁;深层次担忧则是,全球既有的金融文化会否因比特币泛滥而遭受范式上的冲击最终失去历史坐标?所谓无国界的数字货币,究竟是基于运算的信任存在还是虚拟世界里永远的骗局?

  作为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也坦承尚不清楚比特币的运行机理,至少说明这种在极小圈子里被高度追捧的数字货币确实比较神秘。但另一方面,金墉亦表示将会组织力量去非常仔细地研究区块链技术。因为包括高盛在内的全球顶尖投行均承认,区块链技术是对金融交易方式的重大革新,世行显然亦看重这种分布式账本技术之于数字资产安全交易的重要性,希望这项技术将来能在发展中国家用于“更有效地追踪资金流向”并减少腐败。

  从严格意义上说,比特币与经典意义上的货币根本就是两回事。按照我国央行的定义,比特币本质上是“特定虚拟商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的,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为此,我国已关闭了国内的比特币交易所,并禁止首次代币发行(ICO),且正采取行动取缔国内比特币挖矿产业。因为比特币挖矿业既消耗了大量电力资源,也助长了“虚拟货币”的投机炒作之风,还有可能滋生新的金融风险。

  比特币这几年来的价格曲线真是惊心动魄。2010年初,它只值6美分,经过几个阶段的暴涨暴跌,在2016年12月接近1000美元,到了2017年12月17日一举突破2万美元大关,但其后在短短1个月内暴跌60%以上,市场上看多与看空者势均力敌。有人认为比特币最终将一文不值,有人则预言到2022年将升至55000美元。或许,这就是泡沫的属性在人们思维中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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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9 9:16:00

  中国金融体系在21世纪上半叶或将面临三方面的重大考验:既有金融体系长期积累的系统性风险对金融防波堤的不断考验;可能爆发的下一场世界性金融危机对业已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中国经济的重大考验;人民币高度国际化之后中国作为全球金融体系重要担保人应尽的全球责任与风险防范能力持续供给之间的矛盾。因而,明确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相关指标,控制经济金融化边界,持续整固制造业竞争力,构建弹性金融体系是守住金融安全底线的根本。

  本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今年三大攻坚战之一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了具体部署,要求包括国企在内的有关市场主体进一步采取市场化债转股等措施降低企业杠杆率。而在早先召开的央行年度工作会议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往年相比则被置于更为重要的任务序列,且明确要求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研判及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完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处置体系,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特别是要加强对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等的宏观审慎管理。再读中财办主任刘鹤日前有关金融风险是中国经济各类风险中尤为突出的风险,中国争取在未来3年左右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的讲话,所有这些都说明国家对当前局部领域金融风险点的担忧已经上升到高度警戒级别。

  毋庸置疑,金融作为“国之重器”,是中国迈向全球性强国进程中极为倚重的力量杠杆。不过,从全球经济与金融史的变迁来看,先后只有英国和美国真正将金融打造成了实现其全球战略的“完美”力量工具,英美两国借助金融这个力量杠杆获取的国际收益当以万亿美元计。但是,正如全球第一场金融危机1825年率先爆发在英国,21世纪最为猛烈的金融危机策源地在美国一样,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在享受金融业高度发达和本国货币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带来的巨大收益时,本身也得付出相应的代价,甚至是本国金融体系遭受严重冲击的代价。因此,就金融制度变革的历史演绎而言,没有哪个超级金融强国能与金融危机绝缘。

  我国正在大力发展金融业,这既是我国工业化和经济体系升级换代的内在逻辑必然,也是基于全球经济与金融竞争的经验启示。中国经济在1994年启动银行业改革以来的高速增长,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业高速发展的鼎力支撑。但是在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我国对金融深化过度的负效应,尤其是金融复杂性的认识依然是不全面的,还难以做到深度把握。微观金融在我国的发展与普及程度,更远不及美英等超级金融强国。我国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就建成了美英等国至少耗费了100年才完成的庞大金融体系,尤其是商业银行体系。但是,正如高寒区针叶林的坚硬度要比南部地区的速生林强得多一样,美英两国尽管爆发过多次系统性金融危机,但其国民经济体系并未因此一蹶不振,这除了得益于两国凭借机制化霸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转移金融风险分摊成本之外,还因为两国金融体系的自我修复与反思能力也相当强。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经济复苏恰恰就是从金融体系的自我修复开始的。而且美国对过度金融化也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思,此后,“再工业化”成了美国连续三届政府的重要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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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2 8:21:00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是中国提出经济转型升级以来在理论实践两个维度的系统性总结与提炼,也是中国着眼于21世纪全球经济竞争而对现有经济体系的发展坐标给出的战略设计与执行路径。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是一系列完善的制度设计与经济结构优化与安排,更是国家哲学在一国经济领域的体现。今日中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的推进,在“中国制造2025”领域的进展,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爆发点的管控,促进创新驱动和均衡发展的战略步骤,都是为此而做的准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决策层已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到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因为中国直面国际竞争需要构筑体系性国家竞争优势。

  40年前,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没有现成国际参照系的前提下启动的,这对一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极为艰难的探索,也是蕴含着诸多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历史性尝试。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尚且可以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局部地区、局部领域的先行先试,探求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路径与发展模式,现在看来,这方面积累的大量改革样本,也为转轨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进而也带动国际主流经济学进一步关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例如,迈克尔·斯宾塞、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最近10年来越来越倾向于以中国经济改革为研究对象。其中,迈克尔·斯宾塞和林重庚合著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就是国际主流经济学家观察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的智慧之作。迈克尔·斯宾塞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若干建议在某种程度上也已为中国决策层所吸收。至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从上世纪80年代起便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言献策,在包括采取何种改革模式与路径、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改革、金融市场监管、资本项目开放、收入分配及构建新公共产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建议。以这几位为代表的国际主流经济学家和以吴敬琏、厉以宁、楼继伟、郭树清等代表的国内经济学家与改革实践者,他们有关中国整体经济改革与目标设计的诸多建议,如今已转化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相关决策。

  只是,在4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推进深层改革的时候已很难再摸着石头过河了。毕竟,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封闭的经济体,而是深度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全球化的新兴经济体,甚至中国的行为正直接影响着全球化的进程。换句话说,中国在过去7年里实现了GDP翻番固然是惊世奇迹,然而今日中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却不应只是一系列令人震撼的经济数据,更应该有支撑这些数据背后的经济逻辑和范式特征,即中国是依靠什么样的体系和动力来求得经济持续发展的?这些体系和动力本身是否具有持续性?放在国际市场环境中,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构建的经济体系和增长动力是否具有可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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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 15:36:00

  当下判断全球经济能否真正清除可能导致新一轮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因子,主要有三个维度:债务占GDP的比重能否下降到安全边际之内,能否迎来真正引致超长产业链升级的技术革命,主要经济体能否真正建立持续可执行的沟通协调机制。就此而言,全球经济要迈向理性繁荣轨道,亟须尽快告别“无债不欢”的增长逻辑,潜心新技术革命,培育大批“独角兽”乃至“百角兽”企业;主要经济体尤其应在关乎全球金融安全的重大问题上扮演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行动人”。

  多重信号预示,2018年将是催人奋进的一年。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均对2018年的全球经济增长表达了乐观预期。世界银行在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中,更预测全球经济将在2018年迎来金融危机之后的全面复苏,预计将取得3.1%的增幅。世行顺势将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3%。

  世行报告充满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去年全球3%的经济增长,要知道,这个数据已是2011年以来全球经济取得的最佳成绩了。熟悉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金融危机以来的历次年会议题设计用词的人都知道,诸如“新动力”、“更强劲增长”等一直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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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9 8:14:00


  以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中国迄今关于发展理念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探索实践与业已取得的长足进展,无论是在全球经济思想史上还是现代经济发展史上,均具有一定的范式价值。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应用提供了独特的实验土壤,也为构建既具有理论普适性又不乏中国特色的新经济增长模型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纲举目张,新发展理念,无疑划定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逻辑。

  就时间光谱而言,即将过去的2017年是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里程碑的承上启下之年。之所以说是承上启下,一是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两步走”战略,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前了15年。这个战略对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既有相当清晰的内涵设计,也有微观层面的具体描述,给出了国家中长期发展路线图;二是在于2018年恰逢我国开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时间里,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与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再到十八大以来主动创设全球公共产品,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而在全球经济格局变迁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范式与中国主张,体现了中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与相关政策逻辑的国家智慧。而中国提出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和有关实现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公平与效率、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的有效均衡的新发展理念与均衡思想,实际上也为在新环境下的国际竞争与合作提供了中国版的政策设计样本。

  谈到发展,当然离不开数据。而就2017年的经济指标而言,尽管具体的增长指标要到下一个月才能统计出来,但从前11个月经济运行情形看,实现全年6.9%的增速已毫无悬念。而2017年1月至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取得的21.9%的可喜增幅,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6.2%的亮丽成绩,显然十分有利于推动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改。在全球主要经济体10年来首次出现同比增长的背景下,尽管有地缘局势风险与某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但呈现温和反弹态势的全球投资与贸易增长,还是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支撑,这使我国出口在经历了两年的负增长之后,有望取得超过10%的同比增长,全年外贸进出口再破4万亿美元大关。而人民币单边贬值预期被成功打破,进而实现了外汇储备的企稳回升。至于各级各地政府极为关注的钱袋子,增收形势也相当乐观,预计财政收入将取得自2015年以来首次超过8%增速的成绩,为各项事业的推进提供坚实的财力支撑。

  总体而言,随着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投资与出口形势的好转,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最困难时期”之后,将在新一轮改革的驱动下,为迎接新周期的到来积极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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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5 8:37:00

  眼下或许还很难就中国经济新旧周期交替的时间节点给出精准判断,但新一轮发展周期的时间轴,无疑以两个月前召开的十九大为逻辑起点。因此,由发展蓝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列车,可能已到了新周期的“站台”,但是如何由新周期的“敲门”到“进门”,进而实现21世纪中叶中国发展目标,既需要即期和中长期的调控拿捏、战略设计与有效执行,更离不开对业已表露出来的经济金融风险的高难度管控。

  明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在这个历史新方位上,中国经济工作重点如何展开、经济政策如何调控、经济质量如何提升、深化改革如何推进,自然备受全球瞩目。

  就今年经济的运行态势而言,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日前已做了很好的概括,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在全球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发展且韧性很强。表现为进出口形势持续向好,就业较为充分,结构改革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措施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切实执行,等等。而从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释放的信息来看,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提质增效,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明年将会继续推动深层次改革,而国企改革要取得实质性成效。有专家判断,国企可能已经告别了长达6年的去产能、通缩和资产负债表调整期,至于央企利润增速则已经创下了近5年来的最好水平。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多年积累下来的产能过剩、资本过剩和供需结构、收入结构和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正在深层次改革中不断得到改观。

  当然,对于经济规模已跃上10万亿美元台阶的中国而言,既要关注年度经济指标的是否完成,更要着眼于中长期的经济持续增长,尤其增长质量的提升以及基于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广泛覆盖。上周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着力强调推动经济增长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因为庞大的中国经济体系,如果有足够的弹性,且能释放相应的增长活力,其战略意义将大大高于经济指标能否提高0.5或1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从今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释放的相关信息来看,不久前正式组建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国务院金稳委”)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已在有序开展工作,作为国务院金稳委办公室主任的央行行长周小川显然比任何市场人士都明白当前中国经济金融面临的头等大事。如何防止“明斯基时刻”来临,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以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早已不局限于经济问题,而是关乎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问题。

  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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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 8:07:00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完成市场出清与新动力新动能的培育,更要高度重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对市场不稳定性和经济复杂性,尤其是对复杂经济与金融系统的前瞻性研究。这要求我们实现对均衡优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以建立一个能有效约束“经济人”自利行为,又能保持对市场适度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促进经济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实现增长。如此,就有可能建立一种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只要能处理好“僵尸企业”的问题,中国长期经济增速有望每年提高0.7至1.2个百分点。报告指出,缺乏活力的僵尸企业是中国当前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差不多同时,在IMF主办的第五届统计论坛上,与会专家高度关注中国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有市场人士认定,中国是全球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独特样本。作为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中国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将帮助中国成为趋势引领者。

  充分的信息、准确的数据、科学的分析框架是理性判断的前提。无论是经济学研究还是经济政策分析与研究,如果没有基于信息萃取和数据处理的分析框架,是很难得出理性结论的。而放眼全球,中国作为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极为独特的后起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参照系没有可资借鉴的样本。中国之所以启动大规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目标指向十分明确,即清除经济发展沉疴,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将新一轮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均衡的新逻辑起点上。而已有的改革进展表明,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未来中国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将有可能迎来一个较为重要的优化配置过程,无论是国有资本、民营资本还是外资,都将在动态优化中寻找市场机会。基于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率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主要来源。

  作为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的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对既有路径依赖较强。一旦出现既有动力的衰退,而替代性动力发育不足,则意味着经济增速的滑落。中国经济的下一个繁荣周期一定来自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推进,也就是如何将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转到有效消费与技术进步驱动上来。

  始于2015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煤炭、钢铁等行业去产能计划的持续推进下,迄今已经取得了相当进展,新供给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集群的增长日益放缓,而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集群正在快速成长。得益于政府负面清单改革和“双创”的推动,以及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微观主体创新活力不断释放,经济增长潜能也在不断激活。在“双创”热潮下涌现出的独角兽公司,正逐渐成为我国参与新一轮全球经济与科技竞争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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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4 8:38:00

  基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视角判断,我国正迎来经济新周期,应在基本出清旧模式的同时,以在某种程度上积累了先导性优势的互联网平台为基础,深度围绕“中国制造2025”,推动产业与金融在功能上的深度融合,引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迸发出蓬勃的创新活力。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月底通过了《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旨在促进实体经济振兴和转型升级,加快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而科技部则在日前公布了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百度、阿里云、腾讯及科大讯飞等在列,旨在整合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格局,发挥超级基础性平台的服务功能。对全球技术变迁与经济发展态势长期保持着敏锐观察力的中国政府如何重视经济增长动能的切换,于此可见一斑。

  有评论者认为,今天已是彻彻底底的“互联网平台”时代,尽管会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可能会误导市场对包括石油、金融、工业、零售在内的非“互联网平台”类别企业的某种轻视,但这已经是一个离开了互联网就简直不可想象的真实世界。在移动互联网将更多市场主体接入网络之后,互联网平台正深度连接市场参与主体的线上线下生活,推动着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深刻改造着包括传统公司在内的各种企业。

  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前7大企业中,除了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Facebook等美国巨头之外,腾讯、阿里巴巴亦在列,且上述企业都可以归类为互联网平台企业。随着这些平台企业不断延伸其产业边界,或许在未来5年里,它们将各自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存在,深刻影响人们的生产、消费方式,甚至是思维方式。而在全球科技革命正在发生不以政府规划为指标参照系变化的今天,谁也无法预估那些本就拥有强大研发实力、目前看起来小微但紧密对接技术与市场变化趋势的创新型企业,究竟会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因为,一方面这是互联网平台企业不断引领经济社会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在不断扩充其跨产业整合能力;另一方面,是那些高度重视人类未来消费体验并进行前瞻性研发与测试的独角兽企业,也在尝试改变企业的业态与商业模式。已有的梳理表明,我国未来的独角兽将集中在企业服务、医疗健康、汽车交通、消费升级、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这是因为中国在互联网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及互联网人才数量等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深厚的比较优势,部分商业模式开始走出国门。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国这些年来在深耕互联网产业,致力经济转型,并着力营造创新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并且已经形成了能批量催生伟大公司的厚实土壤。

  得益于在移动数据时代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大当量投入与不断探索,我国有望在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物联网、无人驾驶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握有一定的竞争优势,顺势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甚至“弯道超车”。 尽管这个过程说易行难,但无论是各级各地政府,还是已有广泛行为自觉的相关企业,都在着力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快速融合,并在相当大程度上推动着中国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事实上,结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能制造时代已经来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尽管依然握有一定的技术领先优势,但由于中国在制造业基础与规模、市场规模与空间,以及创新创业潜力和资金供给与资源整合等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与潜力,已使我国有可能获得自工业革命以来首次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赛道的竞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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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5 8:14:00

  金融监管从来只有恒久的命题而无终结的答案,真实世界里也很难找到固化的最优金融监管模式,这就决定了像中国这样的独特新兴大国,必须在没有适配的监管参照系的条件下,找到金融监管能力供给和金融创新与发展之间的均衡点,力争使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有效协调,以构筑稳健且富有弹性的金融市场体系,强化对金融风险的前瞻性预警,扎紧金融安全篱笆,整固金融防波堤。

  近日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在我国展开新的发展周期的关键时间节点上,对金融稳定和发展在实现中国经济战略性升级和参与全球分工中的角色定位的一次重要“定调”,也是对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作出的前瞻性战略部署。

  据已披露的信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从职责上承担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金融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审议重大规划的职责,将负责制定未来大纲式的发展和监管规则,推进落实既定宏观审慎政策,并从机制上保证金融协调监管的效率和效果,更好地实施统一监管、专业监管和穿透监管,以改变原有的“孤岛式”监管现状。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被广泛视为大国主导全球经济分工的主要杠杆,堪称“国之重器”。而现代金融得益于技术进步和人类交易行为的不断发展,已不仅表现为银行、证券、债券和货币等形式,而是对一国科技、产出、贸易价值链、机制设计与创意,尤其是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某种意义上,一国金融竞争力如何,直接决定该国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美国之所以自1944年以来一直较为稳固地把持着全球经济与金融秩序主导权,除了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显而易见的机制化体系之外,其背后蕴藏的是美国精心培育并不断整固的对现代复杂金融体系及配套的运营管理能力,包括美国强大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体系对金融市场发展和资产定价权的把持,以标普、穆迪为代表的信用评级机构对各国主权信用命脉的某种掌控。此外,具有准立法权、准司法权、独立执法权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全球最庞大的顶尖金融人才库使美国在金融创新尤其衍生品设计方面一直保持领先地位,进而不断培育和强化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发言权,直至拥有对核心金融信息的垄断权。

  但是,即便是拥有全球最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最多金融家的美国,也没有找到如何实现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均衡的最优解。在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的近20年里,美国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极力延伸金融的边界:在国内,美国为了填补技术停滞之后留下的经济增长缺口,于1999年抛弃了经典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推出了以金融混业经营为核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结束了银行、证券和保险分业经营的格局,大力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了金融监管。结果,美国经济在录得空前繁荣之后留下了一地鸡毛,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严重失衡。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与金融衍生工具的助推下,华尔街推出了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使得风险评估无法跟上产品的开发,金融衍生品四处泛滥,价值链越拉越长,各家投行的杠杆率也变得越来越高,加上信息不对称和监管的缺失,金融风险不断累积,终于在房地产按揭贷款领域引爆了那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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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3 7:42:00

  在全球贸易越来越集中到争夺价值链核心环节的今天,新兴经济体想要不断提升在贸易分工中的获益程度,就不能仅将贸易聚焦在本地和转口环节,而非得适时推动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建设不可。在缺乏整体性参照系的约束条件下,我国通过渐进式的制度设计与经验总结,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要驱动力,历史性地成为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量级旗手。而上海自由贸易港承担的使命,是中国深度嵌入全球贸易与资本价值链的“领航员”。

  自由贸易港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地标。

  上海市交通委负责人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海自由贸易港方案正在完善和报批过程中。稍早时候,商务部发言人称,商务部正会同上海市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有关自由贸易港建设方案,浙江则制定了初步建成自由贸易港区先行区的发展目标。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省市和部门,加大力度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建立上海自由贸易港,既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内生性要求,更是国家的战略部署。以国际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标准裁量,目前我国层级最高的经济区是保税区与自由贸易区,只是这两者的高度不能与自由贸易港相提并论。与保税区相比,自由贸易区的自由化程度更高。除了“境内关外”的征税方式外,无论是中间品还是一般商品,均可在区内储存、拆散、分级分类、重新包装、重新标签及加工制造和再出口等,而且自由贸易区还在服务业、汇率与资本流动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灵活适配度。

  从全球贸易发展和城市竞争态势看,自由贸易港并非新鲜名词,而是早已有之但内涵与功能不断更新的客观存在。就全球指标性的港口城市而言,纽约、伦敦、东京、香港和新加坡等贸易中心,已从传统的货物进出口桥头堡发展为对贸易要素的集聚与系统处理,经过不断挖掘离岸贸易中心的功能,如今已成了全球贸易的营运与控制中心,是资金、信息和贸易价值链管理的核心地带。可以说,在全球贸易发展越来越集中到对贸易价值链核心环节争夺的今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想要不断提升在全球贸易分工中的获益程度,就决不能仅将贸易聚焦在本地和转口环节,而非得适时推动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建设不可。

  整固制造业竞争优势、稳步提升贸易价值链和金融竞争力,是我国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升级的一般路径。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产业控制力、贸易与金融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竞争。换言之,全球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与中国经济战略升级的目标实现,内生性要求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以良好的制度设计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对外开放,通过优质产能的全球化配置、提供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设计、金融服务的区域和全球化搭建,以及相关国际协调力和动员力的提升,结合人民币国际化,不断释放经济开放与发展的红利,中国也将在此进程中完成构建更具活力的内外经济联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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