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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全球新兴公共产品 
2019-5-6 8:11:00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六年来,通过构建高质量融资政策框架 高标准开展“一带一路”项目,以及参与主体的广泛国际化,已成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通过构建“一带一路”建设国际投融资合作框架,找到了政府与市场、商业融资与开发性融资的有机结合点。

  从时间轴来看,“一带一路”倡议践行近六年来,大致可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2013年9月至2017年4月为探索与国际共识凝聚时期。在此期间,中国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借助既有区域合作平台,促进互联互通;进而推出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和以丝路基金为代表的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不到四年,“一带一路”倡议落地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共识的新公共产品。

  从2017年5月至今,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机制化执行时期。指标性事件为2017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启了以项目清单的形式执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阶段。今年3月23日中意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从国家战略层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根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报告,截至3月底,我国政府已与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3份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已由亚欧延伸至非洲及拉美、南太等区域。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五大类76大项279项具体成果已按计划进度完成,其中有的成果还转入了常态化工作。2013年至2018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年均增长5.2%。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超过4000亿美元,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超过了400亿美元。没有任何国家因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背上债务负担,落入所谓的“债务陷阱”。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合作将全球的贸易成本降低1.1%至2.2%,还将促进2019年全球经济额外增长0.1个百分点。

  脉络很清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六年来,通过构建高质量融资政策框架高标准开展项目,以及参与主体的广泛国际化,已成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最初为经济学概念。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后来,这个概念逐渐被包括国际关系学科在内的其他学科研究所采用。曼瑟尔·奥尔森于1971年正式提出了国际公共物品概念。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认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需要某个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至于全球化时代国际公共产品的研究,则以英吉·考尔为代表,他对全球公共产品的定义、供给机制及收益分配等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而就公共产品的供给研究来说,已有的研究大多持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观点。盖因公共产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使“搭便车”成为普遍现象。相应的,公共产品供给面临不足,亦即曼瑟尔·奥尔森所言的 “集体行动的困境”。

  对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言,具有美国范式特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是典型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其功能而言即具备国际公共产品的某些特质,尤其是某种意义上的最后贷款人角色。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则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区域公共产品的角色。

  最近十多年来,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后劲不足;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严重制约了贫困问题的解决,加上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协调机制的缺位,又使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解决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失衡问题显得异常迫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适时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并以实质性举动提供力所能及的投融资支持,其背后所蕴藏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优质产能全球化配置、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设计、金融服务的区域和全球化搭建,以及相关国际协调力和动员力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更是中国契合新兴市场及亚非拉欠发达国家对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需求,以具有公共产品的机制设计与国际化与市场化操作,致力于探求全球繁荣共生新模式,进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创举。

  如今,业已得到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的“一带一路”建设,随着项目的陆续落地和不断深化,将和人民币国际化一道,提供21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发展变迁史上的最大红利。其相关红利释放,不仅在于来自中国的资金、技术对“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落后国家的巨大帮助,还在于通过构建“一带一路”建设国际投融资合作框架,找到了政府与市场、商业融资与开发性融资的有机结合点。而更多使用本币融资,则是满足沿线国家市场需求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性需要。而对项目可持续与风险管控的高度重视,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更是避免短期行为的前瞻性之举。

  全球迄今为止的经济增长乃至更富内涵的经济发展,既得益于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与次新技术转移的推动,以及既有国际公共产品的功能性促进,亦受制于既有增长与发展框架的约束。而中国正积极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找准共同行动方向,逐步将对接的发展战略、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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