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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体系升级换代确立国际竞争新坐标 
2018-2-2 8:21:00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是中国提出经济转型升级以来在理论实践两个维度的系统性总结与提炼,也是中国着眼于21世纪全球经济竞争而对现有经济体系的发展坐标给出的战略设计与执行路径。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是一系列完善的制度设计与经济结构优化与安排,更是国家哲学在一国经济领域的体现。今日中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的推进,在“中国制造2025”领域的进展,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爆发点的管控,促进创新驱动和均衡发展的战略步骤,都是为此而做的准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决策层已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到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因为中国直面国际竞争需要构筑体系性国家竞争优势。

  40年前,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没有现成国际参照系的前提下启动的,这对一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极为艰难的探索,也是蕴含着诸多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历史性尝试。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尚且可以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局部地区、局部领域的先行先试,探求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路径与发展模式,现在看来,这方面积累的大量改革样本,也为转轨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进而也带动国际主流经济学进一步关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例如,迈克尔·斯宾塞、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最近10年来越来越倾向于以中国经济改革为研究对象。其中,迈克尔·斯宾塞和林重庚合著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就是国际主流经济学家观察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的智慧之作。迈克尔·斯宾塞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若干建议在某种程度上也已为中国决策层所吸收。至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从上世纪80年代起便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言献策,在包括采取何种改革模式与路径、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改革、金融市场监管、资本项目开放、收入分配及构建新公共产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建议。以这几位为代表的国际主流经济学家和以吴敬琏、厉以宁、楼继伟、郭树清等代表的国内经济学家与改革实践者,他们有关中国整体经济改革与目标设计的诸多建议,如今已转化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相关决策。

  只是,在4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推进深层改革的时候已很难再摸着石头过河了。毕竟,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封闭的经济体,而是深度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全球化的新兴经济体,甚至中国的行为正直接影响着全球化的进程。换句话说,中国在过去7年里实现了GDP翻番固然是惊世奇迹,然而今日中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却不应只是一系列令人震撼的经济数据,更应该有支撑这些数据背后的经济逻辑和范式特征,即中国是依靠什么样的体系和动力来求得经济持续发展的?这些体系和动力本身是否具有持续性?放在国际市场环境中,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构建的经济体系和增长动力是否具有可借鉴性?

  不妨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逻辑与发展路径来看,除了美国基于技术进步与金融霸权的机制化体系使得经济能够保持长期增长,进而成为这个世界上率先突破10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之外,迄今尚无其他发达国家能够企及美国的发展高度。昔日发展势头咄咄逼人的日本,经济规模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了美国的三分之二,但泡沫经济破灭后,与美国的差距越拉越大,此后20多年经济规模始终在5万亿美元左右徘徊,时至今日已不及美国的三分之一。欧洲作为全球经济的整体一极,规模足以与美国抗衡,其发展理念更可圈可点,然而在国家依然是全球经济竞争最重要主体的今天,这种横向对比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或许在美国看来,德国可能是唯一需要格外重视的重量级对手,这不仅是因为德国的经济规模与雄厚竞争力傲视欧洲,而且德国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治理最为成功的欧洲国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德国的经济体系也是当今欧洲最能适应全球竞争的范本。德国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专注与投入,是全欧洲做得最出色与最有定力的。德国在工业4.0领域取得的显著进展,对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精准把握,对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的高水准投入,对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以及国家软实力的区域与国家辐射等,是其能成为欧洲领头羊的根本。

  因此,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是20多年前中国提出经济转型升级以来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的系统性总结与提炼,也是中国在跨越10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大关之后,着眼于21世纪全球经济竞争而对国家现有经济体系的未来发展坐标给出的战略设计与执行路径。随着国家对经济体系发展沉疴不断清理和发展方向的逐步明确而日渐清晰,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正是这种逻辑的自然延伸。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意味着要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而言,要求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大力振兴制造业,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要求发展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鼓励支持制造业大企业搭建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式的双创平台,来汇聚全球的资源,汇聚全球的智力,为制造业服务;要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

  由此可见,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背后,不仅是一系列完善的制度设计与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安排,更是国家哲学在一国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可以这么说,今日中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的推进,在“中国制造2025”领域不断取得的进展,在金融领域针对系统性风险的全面体检与风险爆发点的管控,在促进创新驱动和均衡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战略步骤等等,无一不是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而做的相关准备。

  正如全球迄今为止也找不到唯一且最优的公司治理模式一样,各国关于本国经济体系的改革与重塑也没有统一的基准,而在拖延改革就有可能增加转型边际成本的年代,任何使命在肩的政府都不敢懈怠。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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