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7-6 7:51:00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16个参与国第5次部长级会议日前在东京发表联合声明,在批评贸易保守主义的同时,重申要在年内取得谈判成果的目标。参与国将寻找谈判的突破口,力争通过11月的首脑会议达成实质性妥协,在年底达成一揽子成果。

  作为由东盟十国发起的自由贸易平台,RCEP在中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等国加入谈判后,参与国围绕搭建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核心目标,在消除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保障投资、开辟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促进人员自由流动等18个领域展开了多轮谈判,一度接近完成谈判。但由于参加国结构较为复杂,对各自领域的敏感度差异较大,各自关注的优惠待遇清单与过渡性措施安排也各不相同,原本有望在去年底完成谈判的目标设计延至今年。如果RCEP今年能完成谈判,将形成覆盖东亚、东南亚、南亚和大洋洲主要经济体的超级自贸地带,一个拥有35亿人口和25万亿美元GDP的统一市场,将成为全球贸易格局变迁的重量级参与主体与主要推动力量。

  当今世界,在北美、欧洲和亚太等全球三大经济核心区域中,最具增长潜力的国家主要集中在RCEP覆盖的参与国中,且不说中国有在短期内经济规模达到15万亿美元乃至20万亿美元的潜力,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亦有短期内经济规模达到5万亿美元和3万亿美元的潜力;而在多边与双边自由贸易体系建设方面,不仅有中国与东盟自贸区、中韩自贸区、中澳自贸区、中新自贸区等机制化安排,备受瞩目的中日韩自贸协定在经过13轮谈判之后,也在三国关系回暖之后取得积极进展;三国领导人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问题上都有一定的战略共识,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也在积极推进南亚自贸区建设。因此,基于中长期发展目标,RCEP参与国不仅有强烈意愿而且有现实的基础性条件推动自贸区建设,以求从投资与贸易便利化乃至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促进要素合理流动,取长补短,从共享中获得更高收益。

  自从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系统提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以来,自由贸易不仅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占据全球分工顶端地位的重要推手,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之一。以李嘉图的观察,在充分自由贸易的制度下,各国自然会将其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到那些对它最为有利可图的行业。而通过共同的利益和相互交换,有可能把个人与社会,各个国家与整个文明世界联系在一起。今天看来,李嘉图在200年前提出的经典理论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由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在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的研究基础上形成,并在1933年出版的《地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中提出的“要素禀赋论”,在承认各国间存在要素禀赋相对差异以及生产各种商品时利用这些要素的强度差异的基础上,强调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要素禀赋的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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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29 8:13:00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日前就支付宝推出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钱包跨境汇款服务时说,区块链技术不该用来一夜暴富而应解决社会问题。他还首次提出了蚂蚁区块链的“三做三不做”:解决有社会价值的实际问题;不断攻克区块链通向大规模实际应用的技术障碍;与合作伙伴一起共建开放的区块链生态。不做“空气币”;不做违反法律法规的技术应用;不做任何伤害用户数据安全和隐私的行为。马云这番话,在区块链泡沫呈现非理性膨胀的当下,有一定警醒意义。

  区块链堪称过去一年互联网行业最热的技术。事实上,区块链技术诞生至今已有十年,是被视为重构互联网金融乃至整个金融业关键底层基础设施的颠覆性技术,但区块链诞生至今,真正落到的应用场景还非常少,跨境支付被视为重要应用领域,因为目前的区块链技术通过共识算法的创新,已拥有实现每秒钟数十万笔的大规模交易处理能力;通过数字加密等技术,能较好地保护区块链上的信息安全,既透明可信,又能保证个人隐私。换句话说,通过使用区块链,各市场主体之间可建立合同,最大限度规避欺诈事件。

  诚如马云所言,区块链技术不是泡沫,但如果被扭曲应用,就会成为泡沫推手。如果区块链真正致力于为社会、为金融、为数据安全解决问题,无疑大有利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如今,全球主要央行,各大金融机构及科研院所,都在加大对区块链技术的研发投入,以区块链发展、隐私安全、数据库、加密系统为研究导向的金融科技实验室建设,预计将在未来一两年呈井喷态势。

  毋庸置疑,我国金融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成绩卓著,相关金融科技公司已覆盖支付、信贷、智能投顾等多个细分领域,基于金融和创新技术的融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金融产业再升级,金融科技也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只是,中国迄今尚未解决互联网的底层关键技术,即便解决了核心技术问题,也有可能由于市场参与主体的参差不齐而使金融科技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生态难以有效培育。一个国家要把某个城市打造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仅需要金融市场要素发育、制度环境与人才战略方面扎实而基础性的工作,更离不开建设金融中心所需具备的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包括行政管理部门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务意识,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对发展金融产业的高度认同感、浓郁的金融财富氛围以及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尤其是完善的法治环境与市场中介,等等。同样,一国要构建国际金融科技中心,也离不开上述相关要素的不断发育与完善。上海不久前出台了支持发展金融科技中心的九方面措施,对接金融科技企业在应用场景、孵化投资、技术研发、风险防范、人才服务、财政扶持、对外推广等方面的需求。但归根结底,还在于对待企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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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22 8:08:00

  站在全球金融分工与产业变迁的视角观察,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战略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核心科技与产业主导权的争夺;尤其是底层技术和定价能力,已成为一国能否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重要标志。作为后起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在由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亟须补齐在基础研究、产业化应用与全球资源配置方面的短板,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加强对重要产业领域的自主技术供给,进而提升在全球市场的获益水平。

  被称为中国版超级高铁的真空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其相关研制进度日前在2018年世界交通运输大会“高速铁路技术发展论坛”上得以披露,来自西南交通大学的张卫华教授表示,这款世界上时速最快的真空高温超导磁悬浮比例模型车试验线正在成都搭建,预计今年底前建成并投入试验测试,最快将于2021年4月达到1500公里试验时速。尽管实验测试距离商业运营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甚至不排除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项目的成败。因为技术的稳定性与系统集成的有效性需要经过严格的验证与试运行,但业已成为我国高端制造业代表的高铁产业,无疑比全球主要竞争对手都更接近于产业链的高端。

  另一方面,在被视为大国在太空资产标志物的卫星产业领域,中国这些年来的进展也举世瞩目。目前我国卫星应用产业已形成了以通信、导航、遥感观测为主的应用卫星体系,空间信息正加快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高新技术融合,成为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助推力量。

  高铁与卫星,是我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着力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并取得显著进展的两个重要产业,也是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基础上实现自主创新的代表性产业。核电产业也大体如此。上述三大产业之所以能成为我国高端制造的名片,除了我国在技术引进和消化方面积极作为之外,还得益于国内的产业化应用与持续的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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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6 8:13:00

  以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支撑条件而论,上海作为国家战略产业的运营中心,亟须在把准全球产业变迁脉搏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激活有关行为主体的创新与营商禀赋,以“大科技、大产业”为突破口,引领科技与产业新突破。

  随着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哪些领域将孕育类似汽车这样的超级产业链,备受瞩目。

  对汽车产业情有独钟的分析家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可以真正替代汽车的超级产业。电池将成为工业竞争的下一条战线,预计全球大概只有不到十个地方拥有电池超级工厂,这些工厂建在哪,将直接影响汽车业未来几十年的地理格局。国际能源署(IEA)预计,到2025年,全球电动汽车数量将升至4000万至7000万辆,美欧与亚洲的几个大国将争夺产业主导权。而格外青睐信息产业的分析家认为,信息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先导性、引领性作用不断加强,推动新产业形态不断涌现。当今全球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有8家是信息技术公司。全球最有财富配置权的人,要么在进行信息技术的运营,要么在投资信息技术。至于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依靠的底层技术与交叉技术,有专家认为可能是基于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与物理、化学、机械等传统学科的结合,但目前只能看到一些前兆,最终能否引领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尚需冷静观察。

  人类迄今发生的几次工业革命或曰产业革命,都是在欧美酝酿发动的。有专家曾判断,目前正在发生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国首次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且在大数据时代,中国由于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信息基础网络设施,最大的消费市场,在航天科技、量子通信、人工智能制造业及新能源领域已握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加上正在打通制约信息工业和信息服务瓶颈,包括集成电路产业存在的短板,这或许预示中国正在逐步弥补现有科技与产业弱点,并加速培育具备核心技术优势的企业,以引导中国步入全球最高层面的经济与技术竞争。在此过程中,资本的力量可能是极为重要的助推器,那些研发实力强大的特色化企业,以及现在看起来小微但紧密对接技术与市场变化趋势的创新性企业,其在跨产业整合方面的延伸能力,其对人类未来消费体验的前瞻性研发和测试,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力量介入,将在很大程度上引领全球科技和产业变迁趋势。相应的,这些企业极有可能成为“独角兽”,将在资本市场上获得巨大的价值重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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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23 8:09:00

  今天,中国把扩大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作为经济发展和参与全球分工的重要杠杆。中国向国际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财富配置机会。无论市场准入的大幅度放宽,还是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均显示已深度融入国际市场的中国金融业,既致力于以更高层次的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又以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持续扩大的服务需求向国内外参与主体释放改革与发展红利。中国金融国际化将力争在本世纪中叶真正完成,如此,那将是我国改革开放第三个长波红利的对外释放。

  在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之际,中国陆续兑现的金融开放承诺得到了国际有实力市场主体的积极回应。

  自4月28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发布以来,不到两周,即有瑞银证券、野村控股和摩根大通等三大国际投行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申请材料,申请控股合资券商。5月15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官方发布首批纳入MSCI指数的A股名单,234只A股被纳入MSCI指数体系,本次纳入股票占比2.5%,后续MSCI将会提升纳入比例至5%。相关调整结果将在5月31日收盘后实施,6月1日正式生效。这预示着实力雄厚的全球机构投资者正向沪深股市发出更为积极的买入信号,而主要追踪QFII的EPFR离岸中国股票基金不到半年已吸引超过80亿美元资金净流入。更早些时候,彭博宣布从2019年4月起分20个月将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中国债券将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之后的第四大计价货币债券。这昭告世界,中国资本市场新一轮投资窗口业已来临。

  另一方面,在上海,相关管理服务部门近日拟定了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市场深化对外开放,拓展自贸区自由贸易(FT)账户的功能和使用范围,放开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市场准入,放宽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等六大举措。上海将支持外资银行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支持商业银行设立不设外资持股比例上限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支持外资银行开展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支持外资经营保险代理和公估业务,支持设立外资控股人身险公司,争取年内开通“沪伦通”,进一步扩大熊猫债规模。上述每一项,都针对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所需破解的急迫命题,显示肩负国家使命的上海,正以十二分的紧迫感加快补齐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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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13 8:12:00

  在全球经济体系与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不确定性冲击的微妙时间窗口,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向世界公布超预期改革开放新举措,这在昭告世界,中国在致力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建设的同时,正在构建新兴大国的发展新范式。

  在并非精致的“国家利己主义”盛行,多边贸易体系与繁荣共生理念受到空前挑战的今天,本届博鳌亚洲论坛格外引人瞩目。当然,世人更关注的是中国向亚洲和世界宣布了一系列“超出国际社会预期”的改革开放新举措。并告知世界: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时强调,这些对外开放重大举措将尽快使之落地,中国市场环境将大大改善,知识产权将得到有力保护,中国对外开放一定会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观察国际舆论,焦点无疑在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上。鉴于金融对外开放的复杂性及风险性,我国金融企业对外开放相对滞后,这表现在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尚存不少政策性制度壁垒、观念壁垒甚至环境壁垒,如我国对外资银行的持股比例限制和业务限制。央行周三宣布,将在年底前向外资开放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另外,上海证交所与伦敦证交所(LSE)的互联互通交易机制将在年内开通。

  中国经济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以渐进式开放逻辑谋求国家的稳定发展与国际合作共赢。懂得国际分工理论的人都知道,中美多年来形成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分工格局给美国消费者提供了长期且稳定的福利,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以消耗大量国内资源在补贴美国民众的生活和企业发展,经济学家们更明白中国获得的贸易顺差又在某种程度上以持有美国国债的形式补贴美国经济发展。而在全球经济早已一体化的今天,没有任何一种单边乃至多边力量可轻易切割开放性大国的经济与贸易体系,促进经济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和贸易便利化才是各国的理性安排。

  如今,在这个依然由西方工业和金融强国主导的国际经贸棋局中,在改革开放之初基本处于全球贸易边缘地位的中国,通过不断适应国际贸易规则、扩大贸易规模、提升产品竞争力、稳步构筑双边与多边贸易体系,一跃而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出口大国之一。而且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也在不断提高,出口制造业在产业链的位置逐渐上升。以先行先试为特征的中国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与实践探索乃至自由贸易港建设,本身就是中国为构筑贸易新范式与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积极探索实践样本。业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体的中国,正加快打造贸易与金融新开放格局。这个新格局,以双边和多边自贸区的签订和积极探索为抓手,以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稳步推进为依托,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为支撑,体现了中国致力于在区域与全球范围内节约交易成本,提升各国人民福祉的大国责任。

  尽管今日中国已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机制设计能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发展红利与合作多赢的公共产品。但归根结底,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呈献给世界的发展样本,理应是建立在凝聚新技术与高附加值的产业体系基础上的实体经济,能有效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竞争性金融体系,以及基于有效经济增长的发达社会福利体系。而国际发展样本,当是中国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制度安排,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体系,并与有责任的经济体一道,消除分歧,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从共享中获取利益;在积极推动全球有效经济增长的同时,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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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30 8:06:00

  本次减税,尽管增值税名义税率只降了1个百分点,但指标意义不容忽视,相当大程度上向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释放了积极信号。驾驭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已不仅局限于实现宏观经济目标,而必须以敏锐的经济与金融直觉,同步提高稳定经济发展预期的能力,将激活市场主体的创新禀赋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支撑。

  距离全国两会闭幕不到10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即明确了下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方案:自5月1日起制造业等行业和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分别从17%和11%降至16%和10%。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将工商业年销售标准提至与服务业相同的500万元。对装备制造等合规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市场预计本次减税将为微观主体减轻税负4000亿元以上,而且本年度还将有进一步减税措施,加上降费举措,总体将为企业带来11000亿元的税赋红利。

  去年,我国在扣除出口退税之后取得的税收收入为12.6万亿元,同比增长8.7%,税收增幅超过经济增长率。高端制造业税收增势较强,通用设备、通信设备、专用设备等高端制造业税收分别增长了23.5%、21.6%、20.9%。这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的财务指标体现,也是经济活力得到显著激活的表征。不过,这并不影响去年的减税成果,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共计减税9186亿元,比2016年增加3450亿元。国家在全面推开“营改增”的同时,出台的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等税收优惠政策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共减税454亿元。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开展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试点、商业健康险税前扣除政策试点及部分延续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合计减税200多亿元,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市场主体的微观活力。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如何做到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总体稳定与区间灵活,需要各级各地政府表现出高度的拿捏技巧。中国既要采取切实措施,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真正构建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更要正视经济荣枯周期规律,站在全球经济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视角、国内外经济再平衡视角,尤其是国内微观主体市场活跃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经济新周期。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取决于技术内生性进步及人力资本的显著提升,这不仅符合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也是中国经济经历了4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市场给出的基本判断。现代金融绝不仅仅表现为银行、证券、债券和货币的体系化存在,而是对一国科技、产出、创意以及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其中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支撑。

  本次减税,尽管增值税名义税率只降了1个百分点,但指标意义不容忽视,相当大程度上向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释放了积极信号。驾驭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已不仅局限于实现宏观经济的目标,而是必须以敏锐的经济与金融直觉,同步提高稳定经济发展预期的能力,将激活市场主体的创新禀赋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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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2 10:54:00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依然在路上。虽然关于市场经济的基准从来就没有统一的范本,但从现有的理论讨论和有关国际社会的法律规定,以及各国经济实践来看,我国对五个被广泛认为是成熟市场体系必备要素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且正通过改革不断落实。这五方面要素是:政府作用和行为是否规范;企业权利和行为是否自由;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贸易条件公平程度及金融参数合理化。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力量中心,中国也必将成为现代经济思想的创造中心。

  日前闭幕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决破除制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职能,合理配置宏观管理部门职能,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高行政效率,全面提高政府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显然,这是中国在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为启动新一轮重大改革所作的重要准备工作。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40年只是极为短暂的一瞬间,但1978年至2017年这40年,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时间光谱而言却是彪炳史册的波段。用美国“股神”沃伦·巴菲特的话来说,人类的潜力在中国的发展中表现得特别充分,中国人用40年完成了美国人花了200年所取得的成就。如今,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公开承认,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更是迅速超过英、法、德、日等发达经济体,成为除美国之外唯一能将经济规模做大到10万亿美元的国家,而且在不断缩小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英国学者预判,伴随经济发展和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国很可能将创造21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与货币变迁史上的最大红利,具有独特金融文化与国际区位优势的英国必须紧紧把握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在过去40年里经历的经济改革与制度变迁,既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更植根于中国的国情,在包括国企改革、经济转轨和市场与政府在内的重要领域进行了不懈探索。

  如今,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商业历史与贸易历史,家族企业和集市长期存在,而且中国使用纸币的时间远远早于西方,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因此,中国在对市场经济的追求过程中,既重视借鉴西方的制度经验,更返身求己,在悠久的商业传统发展史中找到自己的文化根源。如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依然在路上,中国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虽然关于市场经济的基准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范本,但从现有的理论讨论和有关国际社会的法律规定,以及各国经济实践来看,中国今天对如下五个被广泛认为是成熟市场体系必备要素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且正在通过改革不断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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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14 8:59:00

  假如比特币之类的加密货币最终被证实为“庞氏骗局”的工具,则关于比特币的炒作终将只是留在全球投机史上的一记浓重烙印。研究如何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各自的央行数字货币中,赢得数字货币体系的主导权,或许是加密货币对各国央行的重大启示。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日前针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发出警告,指出绝大多数加密货币是庞氏骗局,尽管现在仍不清楚它是如何运作的。而在稍早,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卡斯藤斯也把比特币形容为庞氏骗局,直言比特币是“泡沫、庞氏骗局和环境灾难的组合体”,如果监管机构不提前行动,数字货币可能就和主要金融体系形成更紧的联系,成为一大威胁。

  两大权威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接连对比特币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从显性层面而言,是比特币在过去一年里轮番上演的疯狂上涨与深幅下挫将数字货币的泡沫本性演绎得淋漓尽致;进一步原因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被越来越多年轻人视作在金融领域破除刚性崇拜的颠覆性行为,而这种“去中心化”行为对储备货币发行机构而言是重大威胁;深层次担忧则是,全球既有的金融文化会否因比特币泛滥而遭受范式上的冲击最终失去历史坐标?所谓无国界的数字货币,究竟是基于运算的信任存在还是虚拟世界里永远的骗局?

  作为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也坦承尚不清楚比特币的运行机理,至少说明这种在极小圈子里被高度追捧的数字货币确实比较神秘。但另一方面,金墉亦表示将会组织力量去非常仔细地研究区块链技术。因为包括高盛在内的全球顶尖投行均承认,区块链技术是对金融交易方式的重大革新,世行显然亦看重这种分布式账本技术之于数字资产安全交易的重要性,希望这项技术将来能在发展中国家用于“更有效地追踪资金流向”并减少腐败。

  从严格意义上说,比特币与经典意义上的货币根本就是两回事。按照我国央行的定义,比特币本质上是“特定虚拟商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的,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为此,我国已关闭了国内的比特币交易所,并禁止首次代币发行(ICO),且正采取行动取缔国内比特币挖矿产业。因为比特币挖矿业既消耗了大量电力资源,也助长了“虚拟货币”的投机炒作之风,还有可能滋生新的金融风险。

  比特币这几年来的价格曲线真是惊心动魄。2010年初,它只值6美分,经过几个阶段的暴涨暴跌,在2016年12月接近1000美元,到了2017年12月17日一举突破2万美元大关,但其后在短短1个月内暴跌60%以上,市场上看多与看空者势均力敌。有人认为比特币最终将一文不值,有人则预言到2022年将升至55000美元。或许,这就是泡沫的属性在人们思维中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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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9 9:16:00

  中国金融体系在21世纪上半叶或将面临三方面的重大考验:既有金融体系长期积累的系统性风险对金融防波堤的不断考验;可能爆发的下一场世界性金融危机对业已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中国经济的重大考验;人民币高度国际化之后中国作为全球金融体系重要担保人应尽的全球责任与风险防范能力持续供给之间的矛盾。因而,明确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相关指标,控制经济金融化边界,持续整固制造业竞争力,构建弹性金融体系是守住金融安全底线的根本。

  本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今年三大攻坚战之一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了具体部署,要求包括国企在内的有关市场主体进一步采取市场化债转股等措施降低企业杠杆率。而在早先召开的央行年度工作会议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往年相比则被置于更为重要的任务序列,且明确要求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研判及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完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处置体系,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特别是要加强对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等的宏观审慎管理。再读中财办主任刘鹤日前有关金融风险是中国经济各类风险中尤为突出的风险,中国争取在未来3年左右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的讲话,所有这些都说明国家对当前局部领域金融风险点的担忧已经上升到高度警戒级别。

  毋庸置疑,金融作为“国之重器”,是中国迈向全球性强国进程中极为倚重的力量杠杆。不过,从全球经济与金融史的变迁来看,先后只有英国和美国真正将金融打造成了实现其全球战略的“完美”力量工具,英美两国借助金融这个力量杠杆获取的国际收益当以万亿美元计。但是,正如全球第一场金融危机1825年率先爆发在英国,21世纪最为猛烈的金融危机策源地在美国一样,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在享受金融业高度发达和本国货币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带来的巨大收益时,本身也得付出相应的代价,甚至是本国金融体系遭受严重冲击的代价。因此,就金融制度变革的历史演绎而言,没有哪个超级金融强国能与金融危机绝缘。

  我国正在大力发展金融业,这既是我国工业化和经济体系升级换代的内在逻辑必然,也是基于全球经济与金融竞争的经验启示。中国经济在1994年启动银行业改革以来的高速增长,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业高速发展的鼎力支撑。但是在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我国对金融深化过度的负效应,尤其是金融复杂性的认识依然是不全面的,还难以做到深度把握。微观金融在我国的发展与普及程度,更远不及美英等超级金融强国。我国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就建成了美英等国至少耗费了100年才完成的庞大金融体系,尤其是商业银行体系。但是,正如高寒区针叶林的坚硬度要比南部地区的速生林强得多一样,美英两国尽管爆发过多次系统性金融危机,但其国民经济体系并未因此一蹶不振,这除了得益于两国凭借机制化霸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转移金融风险分摊成本之外,还因为两国金融体系的自我修复与反思能力也相当强。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经济复苏恰恰就是从金融体系的自我修复开始的。而且美国对过度金融化也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思,此后,“再工业化”成了美国连续三届政府的重要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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