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9-20 8:16:00

  十年弹指一挥间。

  2008年9月15日,在负债逾6000亿美元并且政府拒绝救助、收购退路全断的绝境下,雷曼兄弟申请破产。这一天,对整个华尔街乃至曾经优越感十足的金融领域的金领来说,都是至为黑暗的一日。但白宫随后开启的拯救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决定避免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

  历史从来就没有假设。当今天很多人都在研究十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时,不妨回顾一下作为危机最重要亲历者之一且是拯救华尔街的操盘手的时任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在回忆录《峭壁边缘》中对当时情形的生动描述:“我很关心货币基金市场,看到它的资金正在被抽空。我们四面受敌。”保尔森判断:毫无疑问,金融系统已彻底偏离了轨道。随后,保尔森动用汇率稳定基金给货币市场基金做了担保,才阻止了货币市场基金的全面崩盘。

  美国采取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救助行动,才使一度摇摇欲坠的华尔街金融大厦挺过了这场百年一遇的风暴。只是,尽管各种反思一直不断,有关危机成因的所谓权威调查报告,也早在2011年1月由美国国会授权的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发布了长达576页的报告,给出了九项结论,最重要的是指出金融危机是可以避免的,联邦政府的监管失职和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危险操作是危机爆发的主因。但是,正如《纽约时报》所言,这份报告的结论是,这就像是场狂欢派对,当晚每个人都忘乎所以,警察也在一旁冷眼旁观,而面对第二天早上的一片狼藉,每个人都要负责。这毫无新意。难怪金融市场甚至都懒得理睬这份报告。足见,美国人走过场的水平一点也不低。

  吊诡的是,“末日博士”鲁比尼发出警告说:下一次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节点有可能是2020年,且一旦金融风暴发生,政策制定者可用的工具将有限,因为重返非常规货币政策可能受到各央行膨胀的资产负债表的阻挠。而再度自信起来的部分美国人则给出了美国银行业是金融体系中唯一真正变得比以前更加安全的参与者的判断。因为银行业兑现了承诺,巩固了资本金。甚至,银行业比以往更为集中,今天美国五大银行控制着银行资产的47%,而2007年则为44%。至于投资银行,其整体利润已回升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以摩根大通、高盛、摩根士丹利为代表的美国投行几乎在任何一个方面(交易份额、股本回报以及股价表现)都让欧洲竞争对手相形见绌。表现优异的摩根大通不仅成功度过了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成为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的最大赢家之一,是全球市值最高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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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24 8:27:00

  激活微观主体创新禀赋,不仅是抑制系统性经济风险爆发的力量支撑,更是新兴经济体高质量发展的真正依靠。各级各地政府须以前瞻性的政府规制,培育透明高效的制度、运转良好的市场及强大的创新力,营造真正服务于“双创”的制度与产业发展环境。

  在国新办日前举办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央行副行长朱鹤新就金融如何精准支持高新技术制造业、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发展回答了记者提问,表示将通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以切实有效化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央行负责人的上述表态,说明我国货币政策在逐步走出“大水漫灌”的既往政策窠臼的同时,正将精准导入实体经济需求作为融资基准。

  形势催人。在昨天开幕的“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上,多位银行负责人均谈到银行如何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服务,呼吁金融改革必须回归本源,既要全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也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银行必须改变传统做法,切实针对小微企业的特点量身打造融资服务对接机制。

  无论经济格局与金融格局这些年来有了多大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永远不应被偏离。大国现代金融,其本质特征应该是基于强大制造业、全球贸易中高端价值链和资产定价权的有效整合,是对该国科技、产出、创意以及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毋庸置疑,现代金融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但是,金融再重要,也不能改变其与实体经济毛与皮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尚未建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与医疗服务体系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尤须在发展金融市场,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下大力气解决“金融空转”和“脱实入虚”问题,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营造提高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产业与创新环境。

  现在最紧迫是要改变一贯的做法。小微企业尤其是创新型小微企业的特性决定着不能照搬传统的做大企业的那套做法,必须有针对小企业特点的做法。比如简化业务流程,以减少人力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充分利用大数据破解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以平台的方向集成资源做深普惠服务,打造多维立体的普惠金融服务网络,以生态为目标,赋能社会共享发展,如建设银行积极推动能力开放为社会提供技术和信息共享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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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7 8:55:00

  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正在强化国际金融安全网建设,以构建由多边机制、区域金融安排以及国家之间签署的双边互换协议等多层次救助机制的安全网络。但真正有效的稳定机制还在于告别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广泛激活微观主体的创新禀赋,真正实现内生性增长。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十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全球金融变迁史而言,2008年作为爆发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标志性年份,其历史印记的深刻度远超以往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甚至,没人敢保证,全球已彻底清除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病毒。如今,十年过去了,真正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国家,究竟有几个,想必各国执政者心知肚明;市场是不说话但最能感知冷暖的交易平台与体系。十年来,所谓环球同此凉热,既准确又不准确。追求“更强劲经济增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关键主题,但无论是拉加德还是施瓦布,以及被誉为“高盛帮”代表人物的马克·卡尼,都无法回答全球究竟能不能避免新一轮金融危机这个命题。

  而十年前的金融危机早已表明,金融过度深化乃至一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信贷扩张来支撑,在实体经济效益未能得到同步提高的情况下,最终会对经济体系造成难以修复的破坏。事实上,欧美国家私人部门过去十年来整体上在加速去杠杆化,但政府为避免需求过度萎缩却不断加杠杆,全球主要经济体均不同程度出现了大量信贷和货币创造被用于购买存量资产,而非生产性投资。如今,在全球金融市场高度联动、现有稳定机制存在功能性缺位、金融体系担保人不时上演国家层面的败德行为、各种力量体系“合成谬误”现象迭出,没有一个单一行为主体或国际经济组织能独立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失业率上升、不少国家负债累增,主权债务评级不时跳水,一些国家民粹主义势力抬头,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及各种形式的孤立主义盛行,给本就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债务安排既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更是导致新一轮危机的渊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再预警,高债务率不一定引发经济危机,但各国不应再优先考虑以财政刺激提升需求。2016年,全球债务总额达到215万亿美元,债务与GDP之比从2015年的320%升至325%,大大高出金融危机后2009年的历史最高水平;而到了去年底,全球债务达到了237万亿美元,几乎每月平均增长2万亿美元。及至今年一季度,全球债务总额再创历史纪录,达到247万亿美元。无论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在债务增长轨道上疾驶。来自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数据表明,1996年到2006年,新兴经济体的债务增加了9万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9千亿美元。而在2006年至2016年,新兴市场筹集了近40万亿美元的债务,大有赶超发达国家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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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6 7:51:00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16个参与国第5次部长级会议日前在东京发表联合声明,在批评贸易保守主义的同时,重申要在年内取得谈判成果的目标。参与国将寻找谈判的突破口,力争通过11月的首脑会议达成实质性妥协,在年底达成一揽子成果。

  作为由东盟十国发起的自由贸易平台,RCEP在中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等国加入谈判后,参与国围绕搭建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核心目标,在消除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保障投资、开辟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促进人员自由流动等18个领域展开了多轮谈判,一度接近完成谈判。但由于参加国结构较为复杂,对各自领域的敏感度差异较大,各自关注的优惠待遇清单与过渡性措施安排也各不相同,原本有望在去年底完成谈判的目标设计延至今年。如果RCEP今年能完成谈判,将形成覆盖东亚、东南亚、南亚和大洋洲主要经济体的超级自贸地带,一个拥有35亿人口和25万亿美元GDP的统一市场,将成为全球贸易格局变迁的重量级参与主体与主要推动力量。

  当今世界,在北美、欧洲和亚太等全球三大经济核心区域中,最具增长潜力的国家主要集中在RCEP覆盖的参与国中,且不说中国有在短期内经济规模达到15万亿美元乃至20万亿美元的潜力,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亦有短期内经济规模达到5万亿美元和3万亿美元的潜力;而在多边与双边自由贸易体系建设方面,不仅有中国与东盟自贸区、中韩自贸区、中澳自贸区、中新自贸区等机制化安排,备受瞩目的中日韩自贸协定在经过13轮谈判之后,也在三国关系回暖之后取得积极进展;三国领导人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问题上都有一定的战略共识,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也在积极推进南亚自贸区建设。因此,基于中长期发展目标,RCEP参与国不仅有强烈意愿而且有现实的基础性条件推动自贸区建设,以求从投资与贸易便利化乃至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促进要素合理流动,取长补短,从共享中获得更高收益。

  自从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系统提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以来,自由贸易不仅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占据全球分工顶端地位的重要推手,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之一。以李嘉图的观察,在充分自由贸易的制度下,各国自然会将其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到那些对它最为有利可图的行业。而通过共同的利益和相互交换,有可能把个人与社会,各个国家与整个文明世界联系在一起。今天看来,李嘉图在200年前提出的经典理论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由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在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的研究基础上形成,并在1933年出版的《地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中提出的“要素禀赋论”,在承认各国间存在要素禀赋相对差异以及生产各种商品时利用这些要素的强度差异的基础上,强调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要素禀赋的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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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29 8:13:00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日前就支付宝推出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钱包跨境汇款服务时说,区块链技术不该用来一夜暴富而应解决社会问题。他还首次提出了蚂蚁区块链的“三做三不做”:解决有社会价值的实际问题;不断攻克区块链通向大规模实际应用的技术障碍;与合作伙伴一起共建开放的区块链生态。不做“空气币”;不做违反法律法规的技术应用;不做任何伤害用户数据安全和隐私的行为。马云这番话,在区块链泡沫呈现非理性膨胀的当下,有一定警醒意义。

  区块链堪称过去一年互联网行业最热的技术。事实上,区块链技术诞生至今已有十年,是被视为重构互联网金融乃至整个金融业关键底层基础设施的颠覆性技术,但区块链诞生至今,真正落到的应用场景还非常少,跨境支付被视为重要应用领域,因为目前的区块链技术通过共识算法的创新,已拥有实现每秒钟数十万笔的大规模交易处理能力;通过数字加密等技术,能较好地保护区块链上的信息安全,既透明可信,又能保证个人隐私。换句话说,通过使用区块链,各市场主体之间可建立合同,最大限度规避欺诈事件。

  诚如马云所言,区块链技术不是泡沫,但如果被扭曲应用,就会成为泡沫推手。如果区块链真正致力于为社会、为金融、为数据安全解决问题,无疑大有利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如今,全球主要央行,各大金融机构及科研院所,都在加大对区块链技术的研发投入,以区块链发展、隐私安全、数据库、加密系统为研究导向的金融科技实验室建设,预计将在未来一两年呈井喷态势。

  毋庸置疑,我国金融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成绩卓著,相关金融科技公司已覆盖支付、信贷、智能投顾等多个细分领域,基于金融和创新技术的融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金融产业再升级,金融科技也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只是,中国迄今尚未解决互联网的底层关键技术,即便解决了核心技术问题,也有可能由于市场参与主体的参差不齐而使金融科技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生态难以有效培育。一个国家要把某个城市打造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仅需要金融市场要素发育、制度环境与人才战略方面扎实而基础性的工作,更离不开建设金融中心所需具备的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包括行政管理部门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务意识,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对发展金融产业的高度认同感、浓郁的金融财富氛围以及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尤其是完善的法治环境与市场中介,等等。同样,一国要构建国际金融科技中心,也离不开上述相关要素的不断发育与完善。上海不久前出台了支持发展金融科技中心的九方面措施,对接金融科技企业在应用场景、孵化投资、技术研发、风险防范、人才服务、财政扶持、对外推广等方面的需求。但归根结底,还在于对待企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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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22 8:08:00

  站在全球金融分工与产业变迁的视角观察,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战略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核心科技与产业主导权的争夺;尤其是底层技术和定价能力,已成为一国能否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重要标志。作为后起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在由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亟须补齐在基础研究、产业化应用与全球资源配置方面的短板,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加强对重要产业领域的自主技术供给,进而提升在全球市场的获益水平。

  被称为中国版超级高铁的真空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其相关研制进度日前在2018年世界交通运输大会“高速铁路技术发展论坛”上得以披露,来自西南交通大学的张卫华教授表示,这款世界上时速最快的真空高温超导磁悬浮比例模型车试验线正在成都搭建,预计今年底前建成并投入试验测试,最快将于2021年4月达到1500公里试验时速。尽管实验测试距离商业运营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甚至不排除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项目的成败。因为技术的稳定性与系统集成的有效性需要经过严格的验证与试运行,但业已成为我国高端制造业代表的高铁产业,无疑比全球主要竞争对手都更接近于产业链的高端。

  另一方面,在被视为大国在太空资产标志物的卫星产业领域,中国这些年来的进展也举世瞩目。目前我国卫星应用产业已形成了以通信、导航、遥感观测为主的应用卫星体系,空间信息正加快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高新技术融合,成为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助推力量。

  高铁与卫星,是我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着力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并取得显著进展的两个重要产业,也是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基础上实现自主创新的代表性产业。核电产业也大体如此。上述三大产业之所以能成为我国高端制造的名片,除了我国在技术引进和消化方面积极作为之外,还得益于国内的产业化应用与持续的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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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6 8:13:00

  以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支撑条件而论,上海作为国家战略产业的运营中心,亟须在把准全球产业变迁脉搏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激活有关行为主体的创新与营商禀赋,以“大科技、大产业”为突破口,引领科技与产业新突破。

  随着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哪些领域将孕育类似汽车这样的超级产业链,备受瞩目。

  对汽车产业情有独钟的分析家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可以真正替代汽车的超级产业。电池将成为工业竞争的下一条战线,预计全球大概只有不到十个地方拥有电池超级工厂,这些工厂建在哪,将直接影响汽车业未来几十年的地理格局。国际能源署(IEA)预计,到2025年,全球电动汽车数量将升至4000万至7000万辆,美欧与亚洲的几个大国将争夺产业主导权。而格外青睐信息产业的分析家认为,信息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先导性、引领性作用不断加强,推动新产业形态不断涌现。当今全球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有8家是信息技术公司。全球最有财富配置权的人,要么在进行信息技术的运营,要么在投资信息技术。至于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依靠的底层技术与交叉技术,有专家认为可能是基于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与物理、化学、机械等传统学科的结合,但目前只能看到一些前兆,最终能否引领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尚需冷静观察。

  人类迄今发生的几次工业革命或曰产业革命,都是在欧美酝酿发动的。有专家曾判断,目前正在发生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国首次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且在大数据时代,中国由于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信息基础网络设施,最大的消费市场,在航天科技、量子通信、人工智能制造业及新能源领域已握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加上正在打通制约信息工业和信息服务瓶颈,包括集成电路产业存在的短板,这或许预示中国正在逐步弥补现有科技与产业弱点,并加速培育具备核心技术优势的企业,以引导中国步入全球最高层面的经济与技术竞争。在此过程中,资本的力量可能是极为重要的助推器,那些研发实力强大的特色化企业,以及现在看起来小微但紧密对接技术与市场变化趋势的创新性企业,其在跨产业整合方面的延伸能力,其对人类未来消费体验的前瞻性研发和测试,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力量介入,将在很大程度上引领全球科技和产业变迁趋势。相应的,这些企业极有可能成为“独角兽”,将在资本市场上获得巨大的价值重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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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23 8:09:00

  今天,中国把扩大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作为经济发展和参与全球分工的重要杠杆。中国向国际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财富配置机会。无论市场准入的大幅度放宽,还是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均显示已深度融入国际市场的中国金融业,既致力于以更高层次的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又以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持续扩大的服务需求向国内外参与主体释放改革与发展红利。中国金融国际化将力争在本世纪中叶真正完成,如此,那将是我国改革开放第三个长波红利的对外释放。

  在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之际,中国陆续兑现的金融开放承诺得到了国际有实力市场主体的积极回应。

  自4月28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发布以来,不到两周,即有瑞银证券、野村控股和摩根大通等三大国际投行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申请材料,申请控股合资券商。5月15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官方发布首批纳入MSCI指数的A股名单,234只A股被纳入MSCI指数体系,本次纳入股票占比2.5%,后续MSCI将会提升纳入比例至5%。相关调整结果将在5月31日收盘后实施,6月1日正式生效。这预示着实力雄厚的全球机构投资者正向沪深股市发出更为积极的买入信号,而主要追踪QFII的EPFR离岸中国股票基金不到半年已吸引超过80亿美元资金净流入。更早些时候,彭博宣布从2019年4月起分20个月将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中国债券将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之后的第四大计价货币债券。这昭告世界,中国资本市场新一轮投资窗口业已来临。

  另一方面,在上海,相关管理服务部门近日拟定了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市场深化对外开放,拓展自贸区自由贸易(FT)账户的功能和使用范围,放开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市场准入,放宽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等六大举措。上海将支持外资银行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支持商业银行设立不设外资持股比例上限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支持外资银行开展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支持外资经营保险代理和公估业务,支持设立外资控股人身险公司,争取年内开通“沪伦通”,进一步扩大熊猫债规模。上述每一项,都针对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所需破解的急迫命题,显示肩负国家使命的上海,正以十二分的紧迫感加快补齐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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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13 8:12:00

  在全球经济体系与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不确定性冲击的微妙时间窗口,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向世界公布超预期改革开放新举措,这在昭告世界,中国在致力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建设的同时,正在构建新兴大国的发展新范式。

  在并非精致的“国家利己主义”盛行,多边贸易体系与繁荣共生理念受到空前挑战的今天,本届博鳌亚洲论坛格外引人瞩目。当然,世人更关注的是中国向亚洲和世界宣布了一系列“超出国际社会预期”的改革开放新举措。并告知世界: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时强调,这些对外开放重大举措将尽快使之落地,中国市场环境将大大改善,知识产权将得到有力保护,中国对外开放一定会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观察国际舆论,焦点无疑在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上。鉴于金融对外开放的复杂性及风险性,我国金融企业对外开放相对滞后,这表现在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尚存不少政策性制度壁垒、观念壁垒甚至环境壁垒,如我国对外资银行的持股比例限制和业务限制。央行周三宣布,将在年底前向外资开放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另外,上海证交所与伦敦证交所(LSE)的互联互通交易机制将在年内开通。

  中国经济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以渐进式开放逻辑谋求国家的稳定发展与国际合作共赢。懂得国际分工理论的人都知道,中美多年来形成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分工格局给美国消费者提供了长期且稳定的福利,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以消耗大量国内资源在补贴美国民众的生活和企业发展,经济学家们更明白中国获得的贸易顺差又在某种程度上以持有美国国债的形式补贴美国经济发展。而在全球经济早已一体化的今天,没有任何一种单边乃至多边力量可轻易切割开放性大国的经济与贸易体系,促进经济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和贸易便利化才是各国的理性安排。

  如今,在这个依然由西方工业和金融强国主导的国际经贸棋局中,在改革开放之初基本处于全球贸易边缘地位的中国,通过不断适应国际贸易规则、扩大贸易规模、提升产品竞争力、稳步构筑双边与多边贸易体系,一跃而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出口大国之一。而且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也在不断提高,出口制造业在产业链的位置逐渐上升。以先行先试为特征的中国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与实践探索乃至自由贸易港建设,本身就是中国为构筑贸易新范式与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积极探索实践样本。业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体的中国,正加快打造贸易与金融新开放格局。这个新格局,以双边和多边自贸区的签订和积极探索为抓手,以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稳步推进为依托,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为支撑,体现了中国致力于在区域与全球范围内节约交易成本,提升各国人民福祉的大国责任。

  尽管今日中国已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机制设计能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发展红利与合作多赢的公共产品。但归根结底,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呈献给世界的发展样本,理应是建立在凝聚新技术与高附加值的产业体系基础上的实体经济,能有效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竞争性金融体系,以及基于有效经济增长的发达社会福利体系。而国际发展样本,当是中国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制度安排,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体系,并与有责任的经济体一道,消除分歧,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从共享中获取利益;在积极推动全球有效经济增长的同时,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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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30 8:06:00

  本次减税,尽管增值税名义税率只降了1个百分点,但指标意义不容忽视,相当大程度上向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释放了积极信号。驾驭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已不仅局限于实现宏观经济目标,而必须以敏锐的经济与金融直觉,同步提高稳定经济发展预期的能力,将激活市场主体的创新禀赋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支撑。

  距离全国两会闭幕不到10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即明确了下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方案:自5月1日起制造业等行业和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分别从17%和11%降至16%和10%。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将工商业年销售标准提至与服务业相同的500万元。对装备制造等合规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市场预计本次减税将为微观主体减轻税负4000亿元以上,而且本年度还将有进一步减税措施,加上降费举措,总体将为企业带来11000亿元的税赋红利。

  去年,我国在扣除出口退税之后取得的税收收入为12.6万亿元,同比增长8.7%,税收增幅超过经济增长率。高端制造业税收增势较强,通用设备、通信设备、专用设备等高端制造业税收分别增长了23.5%、21.6%、20.9%。这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的财务指标体现,也是经济活力得到显著激活的表征。不过,这并不影响去年的减税成果,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共计减税9186亿元,比2016年增加3450亿元。国家在全面推开“营改增”的同时,出台的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等税收优惠政策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共减税454亿元。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开展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试点、商业健康险税前扣除政策试点及部分延续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合计减税200多亿元,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市场主体的微观活力。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如何做到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总体稳定与区间灵活,需要各级各地政府表现出高度的拿捏技巧。中国既要采取切实措施,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真正构建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更要正视经济荣枯周期规律,站在全球经济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视角、国内外经济再平衡视角,尤其是国内微观主体市场活跃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经济新周期。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取决于技术内生性进步及人力资本的显著提升,这不仅符合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也是中国经济经历了4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市场给出的基本判断。现代金融绝不仅仅表现为银行、证券、债券和货币的体系化存在,而是对一国科技、产出、创意以及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其中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支撑。

  本次减税,尽管增值税名义税率只降了1个百分点,但指标意义不容忽视,相当大程度上向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释放了积极信号。驾驭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已不仅局限于实现宏观经济的目标,而是必须以敏锐的经济与金融直觉,同步提高稳定经济发展预期的能力,将激活市场主体的创新禀赋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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