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4-13 8:12:00

  在全球经济体系与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不确定性冲击的微妙时间窗口,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向世界公布超预期改革开放新举措,这在昭告世界,中国在致力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建设的同时,正在构建新兴大国的发展新范式。

  在并非精致的“国家利己主义”盛行,多边贸易体系与繁荣共生理念受到空前挑战的今天,本届博鳌亚洲论坛格外引人瞩目。当然,世人更关注的是中国向亚洲和世界宣布了一系列“超出国际社会预期”的改革开放新举措。并告知世界: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时强调,这些对外开放重大举措将尽快使之落地,中国市场环境将大大改善,知识产权将得到有力保护,中国对外开放一定会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观察国际舆论,焦点无疑在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上。鉴于金融对外开放的复杂性及风险性,我国金融企业对外开放相对滞后,这表现在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尚存不少政策性制度壁垒、观念壁垒甚至环境壁垒,如我国对外资银行的持股比例限制和业务限制。央行周三宣布,将在年底前向外资开放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另外,上海证交所与伦敦证交所(LSE)的互联互通交易机制将在年内开通。

  中国经济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以渐进式开放逻辑谋求国家的稳定发展与国际合作共赢。懂得国际分工理论的人都知道,中美多年来形成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分工格局给美国消费者提供了长期且稳定的福利,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以消耗大量国内资源在补贴美国民众的生活和企业发展,经济学家们更明白中国获得的贸易顺差又在某种程度上以持有美国国债的形式补贴美国经济发展。而在全球经济早已一体化的今天,没有任何一种单边乃至多边力量可轻易切割开放性大国的经济与贸易体系,促进经济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和贸易便利化才是各国的理性安排。

  如今,在这个依然由西方工业和金融强国主导的国际经贸棋局中,在改革开放之初基本处于全球贸易边缘地位的中国,通过不断适应国际贸易规则、扩大贸易规模、提升产品竞争力、稳步构筑双边与多边贸易体系,一跃而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出口大国之一。而且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也在不断提高,出口制造业在产业链的位置逐渐上升。以先行先试为特征的中国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与实践探索乃至自由贸易港建设,本身就是中国为构筑贸易新范式与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积极探索实践样本。业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体的中国,正加快打造贸易与金融新开放格局。这个新格局,以双边和多边自贸区的签订和积极探索为抓手,以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稳步推进为依托,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为支撑,体现了中国致力于在区域与全球范围内节约交易成本,提升各国人民福祉的大国责任。

  尽管今日中国已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机制设计能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发展红利与合作多赢的公共产品。但归根结底,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呈献给世界的发展样本,理应是建立在凝聚新技术与高附加值的产业体系基础上的实体经济,能有效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竞争性金融体系,以及基于有效经济增长的发达社会福利体系。而国际发展样本,当是中国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制度安排,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体系,并与有责任的经济体一道,消除分歧,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从共享中获取利益;在积极推动全球有效经济增长的同时,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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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30 8:06:00

  本次减税,尽管增值税名义税率只降了1个百分点,但指标意义不容忽视,相当大程度上向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释放了积极信号。驾驭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已不仅局限于实现宏观经济目标,而必须以敏锐的经济与金融直觉,同步提高稳定经济发展预期的能力,将激活市场主体的创新禀赋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支撑。

  距离全国两会闭幕不到10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即明确了下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方案:自5月1日起制造业等行业和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分别从17%和11%降至16%和10%。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将工商业年销售标准提至与服务业相同的500万元。对装备制造等合规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市场预计本次减税将为微观主体减轻税负4000亿元以上,而且本年度还将有进一步减税措施,加上降费举措,总体将为企业带来11000亿元的税赋红利。

  去年,我国在扣除出口退税之后取得的税收收入为12.6万亿元,同比增长8.7%,税收增幅超过经济增长率。高端制造业税收增势较强,通用设备、通信设备、专用设备等高端制造业税收分别增长了23.5%、21.6%、20.9%。这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的财务指标体现,也是经济活力得到显著激活的表征。不过,这并不影响去年的减税成果,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共计减税9186亿元,比2016年增加3450亿元。国家在全面推开“营改增”的同时,出台的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等税收优惠政策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共减税454亿元。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开展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试点、商业健康险税前扣除政策试点及部分延续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合计减税200多亿元,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市场主体的微观活力。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如何做到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总体稳定与区间灵活,需要各级各地政府表现出高度的拿捏技巧。中国既要采取切实措施,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真正构建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更要正视经济荣枯周期规律,站在全球经济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视角、国内外经济再平衡视角,尤其是国内微观主体市场活跃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经济新周期。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取决于技术内生性进步及人力资本的显著提升,这不仅符合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也是中国经济经历了4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市场给出的基本判断。现代金融绝不仅仅表现为银行、证券、债券和货币的体系化存在,而是对一国科技、产出、创意以及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其中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支撑。

  本次减税,尽管增值税名义税率只降了1个百分点,但指标意义不容忽视,相当大程度上向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释放了积极信号。驾驭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已不仅局限于实现宏观经济的目标,而是必须以敏锐的经济与金融直觉,同步提高稳定经济发展预期的能力,将激活市场主体的创新禀赋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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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2 10:54:00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依然在路上。虽然关于市场经济的基准从来就没有统一的范本,但从现有的理论讨论和有关国际社会的法律规定,以及各国经济实践来看,我国对五个被广泛认为是成熟市场体系必备要素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且正通过改革不断落实。这五方面要素是:政府作用和行为是否规范;企业权利和行为是否自由;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贸易条件公平程度及金融参数合理化。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力量中心,中国也必将成为现代经济思想的创造中心。

  日前闭幕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决破除制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职能,合理配置宏观管理部门职能,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高行政效率,全面提高政府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显然,这是中国在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为启动新一轮重大改革所作的重要准备工作。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40年只是极为短暂的一瞬间,但1978年至2017年这40年,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时间光谱而言却是彪炳史册的波段。用美国“股神”沃伦·巴菲特的话来说,人类的潜力在中国的发展中表现得特别充分,中国人用40年完成了美国人花了200年所取得的成就。如今,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公开承认,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更是迅速超过英、法、德、日等发达经济体,成为除美国之外唯一能将经济规模做大到10万亿美元的国家,而且在不断缩小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英国学者预判,伴随经济发展和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国很可能将创造21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与货币变迁史上的最大红利,具有独特金融文化与国际区位优势的英国必须紧紧把握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在过去40年里经历的经济改革与制度变迁,既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更植根于中国的国情,在包括国企改革、经济转轨和市场与政府在内的重要领域进行了不懈探索。

  如今,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商业历史与贸易历史,家族企业和集市长期存在,而且中国使用纸币的时间远远早于西方,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因此,中国在对市场经济的追求过程中,既重视借鉴西方的制度经验,更返身求己,在悠久的商业传统发展史中找到自己的文化根源。如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依然在路上,中国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虽然关于市场经济的基准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范本,但从现有的理论讨论和有关国际社会的法律规定,以及各国经济实践来看,中国今天对如下五个被广泛认为是成熟市场体系必备要素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且正在通过改革不断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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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14 8:59:00

  假如比特币之类的加密货币最终被证实为“庞氏骗局”的工具,则关于比特币的炒作终将只是留在全球投机史上的一记浓重烙印。研究如何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各自的央行数字货币中,赢得数字货币体系的主导权,或许是加密货币对各国央行的重大启示。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日前针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发出警告,指出绝大多数加密货币是庞氏骗局,尽管现在仍不清楚它是如何运作的。而在稍早,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卡斯藤斯也把比特币形容为庞氏骗局,直言比特币是“泡沫、庞氏骗局和环境灾难的组合体”,如果监管机构不提前行动,数字货币可能就和主要金融体系形成更紧的联系,成为一大威胁。

  两大权威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接连对比特币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从显性层面而言,是比特币在过去一年里轮番上演的疯狂上涨与深幅下挫将数字货币的泡沫本性演绎得淋漓尽致;进一步原因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被越来越多年轻人视作在金融领域破除刚性崇拜的颠覆性行为,而这种“去中心化”行为对储备货币发行机构而言是重大威胁;深层次担忧则是,全球既有的金融文化会否因比特币泛滥而遭受范式上的冲击最终失去历史坐标?所谓无国界的数字货币,究竟是基于运算的信任存在还是虚拟世界里永远的骗局?

  作为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也坦承尚不清楚比特币的运行机理,至少说明这种在极小圈子里被高度追捧的数字货币确实比较神秘。但另一方面,金墉亦表示将会组织力量去非常仔细地研究区块链技术。因为包括高盛在内的全球顶尖投行均承认,区块链技术是对金融交易方式的重大革新,世行显然亦看重这种分布式账本技术之于数字资产安全交易的重要性,希望这项技术将来能在发展中国家用于“更有效地追踪资金流向”并减少腐败。

  从严格意义上说,比特币与经典意义上的货币根本就是两回事。按照我国央行的定义,比特币本质上是“特定虚拟商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的,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为此,我国已关闭了国内的比特币交易所,并禁止首次代币发行(ICO),且正采取行动取缔国内比特币挖矿产业。因为比特币挖矿业既消耗了大量电力资源,也助长了“虚拟货币”的投机炒作之风,还有可能滋生新的金融风险。

  比特币这几年来的价格曲线真是惊心动魄。2010年初,它只值6美分,经过几个阶段的暴涨暴跌,在2016年12月接近1000美元,到了2017年12月17日一举突破2万美元大关,但其后在短短1个月内暴跌60%以上,市场上看多与看空者势均力敌。有人认为比特币最终将一文不值,有人则预言到2022年将升至55000美元。或许,这就是泡沫的属性在人们思维中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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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9 9:16:00

  中国金融体系在21世纪上半叶或将面临三方面的重大考验:既有金融体系长期积累的系统性风险对金融防波堤的不断考验;可能爆发的下一场世界性金融危机对业已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中国经济的重大考验;人民币高度国际化之后中国作为全球金融体系重要担保人应尽的全球责任与风险防范能力持续供给之间的矛盾。因而,明确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相关指标,控制经济金融化边界,持续整固制造业竞争力,构建弹性金融体系是守住金融安全底线的根本。

  本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今年三大攻坚战之一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了具体部署,要求包括国企在内的有关市场主体进一步采取市场化债转股等措施降低企业杠杆率。而在早先召开的央行年度工作会议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往年相比则被置于更为重要的任务序列,且明确要求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研判及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完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处置体系,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特别是要加强对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等的宏观审慎管理。再读中财办主任刘鹤日前有关金融风险是中国经济各类风险中尤为突出的风险,中国争取在未来3年左右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的讲话,所有这些都说明国家对当前局部领域金融风险点的担忧已经上升到高度警戒级别。

  毋庸置疑,金融作为“国之重器”,是中国迈向全球性强国进程中极为倚重的力量杠杆。不过,从全球经济与金融史的变迁来看,先后只有英国和美国真正将金融打造成了实现其全球战略的“完美”力量工具,英美两国借助金融这个力量杠杆获取的国际收益当以万亿美元计。但是,正如全球第一场金融危机1825年率先爆发在英国,21世纪最为猛烈的金融危机策源地在美国一样,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在享受金融业高度发达和本国货币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带来的巨大收益时,本身也得付出相应的代价,甚至是本国金融体系遭受严重冲击的代价。因此,就金融制度变革的历史演绎而言,没有哪个超级金融强国能与金融危机绝缘。

  我国正在大力发展金融业,这既是我国工业化和经济体系升级换代的内在逻辑必然,也是基于全球经济与金融竞争的经验启示。中国经济在1994年启动银行业改革以来的高速增长,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业高速发展的鼎力支撑。但是在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我国对金融深化过度的负效应,尤其是金融复杂性的认识依然是不全面的,还难以做到深度把握。微观金融在我国的发展与普及程度,更远不及美英等超级金融强国。我国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就建成了美英等国至少耗费了100年才完成的庞大金融体系,尤其是商业银行体系。但是,正如高寒区针叶林的坚硬度要比南部地区的速生林强得多一样,美英两国尽管爆发过多次系统性金融危机,但其国民经济体系并未因此一蹶不振,这除了得益于两国凭借机制化霸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转移金融风险分摊成本之外,还因为两国金融体系的自我修复与反思能力也相当强。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经济复苏恰恰就是从金融体系的自我修复开始的。而且美国对过度金融化也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思,此后,“再工业化”成了美国连续三届政府的重要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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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2 8:21:00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是中国提出经济转型升级以来在理论实践两个维度的系统性总结与提炼,也是中国着眼于21世纪全球经济竞争而对现有经济体系的发展坐标给出的战略设计与执行路径。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是一系列完善的制度设计与经济结构优化与安排,更是国家哲学在一国经济领域的体现。今日中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的推进,在“中国制造2025”领域的进展,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爆发点的管控,促进创新驱动和均衡发展的战略步骤,都是为此而做的准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决策层已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到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因为中国直面国际竞争需要构筑体系性国家竞争优势。

  40年前,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没有现成国际参照系的前提下启动的,这对一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极为艰难的探索,也是蕴含着诸多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历史性尝试。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尚且可以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局部地区、局部领域的先行先试,探求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路径与发展模式,现在看来,这方面积累的大量改革样本,也为转轨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进而也带动国际主流经济学进一步关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例如,迈克尔·斯宾塞、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最近10年来越来越倾向于以中国经济改革为研究对象。其中,迈克尔·斯宾塞和林重庚合著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就是国际主流经济学家观察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的智慧之作。迈克尔·斯宾塞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若干建议在某种程度上也已为中国决策层所吸收。至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从上世纪80年代起便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言献策,在包括采取何种改革模式与路径、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改革、金融市场监管、资本项目开放、收入分配及构建新公共产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建议。以这几位为代表的国际主流经济学家和以吴敬琏、厉以宁、楼继伟、郭树清等代表的国内经济学家与改革实践者,他们有关中国整体经济改革与目标设计的诸多建议,如今已转化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相关决策。

  只是,在4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推进深层改革的时候已很难再摸着石头过河了。毕竟,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封闭的经济体,而是深度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全球化的新兴经济体,甚至中国的行为正直接影响着全球化的进程。换句话说,中国在过去7年里实现了GDP翻番固然是惊世奇迹,然而今日中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却不应只是一系列令人震撼的经济数据,更应该有支撑这些数据背后的经济逻辑和范式特征,即中国是依靠什么样的体系和动力来求得经济持续发展的?这些体系和动力本身是否具有持续性?放在国际市场环境中,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构建的经济体系和增长动力是否具有可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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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 15:36:00

  当下判断全球经济能否真正清除可能导致新一轮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因子,主要有三个维度:债务占GDP的比重能否下降到安全边际之内,能否迎来真正引致超长产业链升级的技术革命,主要经济体能否真正建立持续可执行的沟通协调机制。就此而言,全球经济要迈向理性繁荣轨道,亟须尽快告别“无债不欢”的增长逻辑,潜心新技术革命,培育大批“独角兽”乃至“百角兽”企业;主要经济体尤其应在关乎全球金融安全的重大问题上扮演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行动人”。

  多重信号预示,2018年将是催人奋进的一年。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均对2018年的全球经济增长表达了乐观预期。世界银行在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中,更预测全球经济将在2018年迎来金融危机之后的全面复苏,预计将取得3.1%的增幅。世行顺势将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3%。

  世行报告充满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去年全球3%的经济增长,要知道,这个数据已是2011年以来全球经济取得的最佳成绩了。熟悉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金融危机以来的历次年会议题设计用词的人都知道,诸如“新动力”、“更强劲增长”等一直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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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9 8:14:00


  以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中国迄今关于发展理念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探索实践与业已取得的长足进展,无论是在全球经济思想史上还是现代经济发展史上,均具有一定的范式价值。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应用提供了独特的实验土壤,也为构建既具有理论普适性又不乏中国特色的新经济增长模型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纲举目张,新发展理念,无疑划定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逻辑。

  就时间光谱而言,即将过去的2017年是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里程碑的承上启下之年。之所以说是承上启下,一是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两步走”战略,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前了15年。这个战略对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既有相当清晰的内涵设计,也有微观层面的具体描述,给出了国家中长期发展路线图;二是在于2018年恰逢我国开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时间里,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与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再到十八大以来主动创设全球公共产品,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而在全球经济格局变迁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范式与中国主张,体现了中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与相关政策逻辑的国家智慧。而中国提出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和有关实现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公平与效率、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的有效均衡的新发展理念与均衡思想,实际上也为在新环境下的国际竞争与合作提供了中国版的政策设计样本。

  谈到发展,当然离不开数据。而就2017年的经济指标而言,尽管具体的增长指标要到下一个月才能统计出来,但从前11个月经济运行情形看,实现全年6.9%的增速已毫无悬念。而2017年1月至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取得的21.9%的可喜增幅,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6.2%的亮丽成绩,显然十分有利于推动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改。在全球主要经济体10年来首次出现同比增长的背景下,尽管有地缘局势风险与某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但呈现温和反弹态势的全球投资与贸易增长,还是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支撑,这使我国出口在经历了两年的负增长之后,有望取得超过10%的同比增长,全年外贸进出口再破4万亿美元大关。而人民币单边贬值预期被成功打破,进而实现了外汇储备的企稳回升。至于各级各地政府极为关注的钱袋子,增收形势也相当乐观,预计财政收入将取得自2015年以来首次超过8%增速的成绩,为各项事业的推进提供坚实的财力支撑。

  总体而言,随着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投资与出口形势的好转,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最困难时期”之后,将在新一轮改革的驱动下,为迎接新周期的到来积极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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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5 8:37:00

  眼下或许还很难就中国经济新旧周期交替的时间节点给出精准判断,但新一轮发展周期的时间轴,无疑以两个月前召开的十九大为逻辑起点。因此,由发展蓝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列车,可能已到了新周期的“站台”,但是如何由新周期的“敲门”到“进门”,进而实现21世纪中叶中国发展目标,既需要即期和中长期的调控拿捏、战略设计与有效执行,更离不开对业已表露出来的经济金融风险的高难度管控。

  明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在这个历史新方位上,中国经济工作重点如何展开、经济政策如何调控、经济质量如何提升、深化改革如何推进,自然备受全球瞩目。

  就今年经济的运行态势而言,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日前已做了很好的概括,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在全球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发展且韧性很强。表现为进出口形势持续向好,就业较为充分,结构改革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措施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切实执行,等等。而从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释放的信息来看,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提质增效,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明年将会继续推动深层次改革,而国企改革要取得实质性成效。有专家判断,国企可能已经告别了长达6年的去产能、通缩和资产负债表调整期,至于央企利润增速则已经创下了近5年来的最好水平。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多年积累下来的产能过剩、资本过剩和供需结构、收入结构和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正在深层次改革中不断得到改观。

  当然,对于经济规模已跃上10万亿美元台阶的中国而言,既要关注年度经济指标的是否完成,更要着眼于中长期的经济持续增长,尤其增长质量的提升以及基于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广泛覆盖。上周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着力强调推动经济增长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因为庞大的中国经济体系,如果有足够的弹性,且能释放相应的增长活力,其战略意义将大大高于经济指标能否提高0.5或1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从今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释放的相关信息来看,不久前正式组建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国务院金稳委”)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已在有序开展工作,作为国务院金稳委办公室主任的央行行长周小川显然比任何市场人士都明白当前中国经济金融面临的头等大事。如何防止“明斯基时刻”来临,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以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早已不局限于经济问题,而是关乎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问题。

  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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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 8:07:00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完成市场出清与新动力新动能的培育,更要高度重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对市场不稳定性和经济复杂性,尤其是对复杂经济与金融系统的前瞻性研究。这要求我们实现对均衡优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以建立一个能有效约束“经济人”自利行为,又能保持对市场适度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促进经济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实现增长。如此,就有可能建立一种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只要能处理好“僵尸企业”的问题,中国长期经济增速有望每年提高0.7至1.2个百分点。报告指出,缺乏活力的僵尸企业是中国当前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差不多同时,在IMF主办的第五届统计论坛上,与会专家高度关注中国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有市场人士认定,中国是全球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独特样本。作为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中国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将帮助中国成为趋势引领者。

  充分的信息、准确的数据、科学的分析框架是理性判断的前提。无论是经济学研究还是经济政策分析与研究,如果没有基于信息萃取和数据处理的分析框架,是很难得出理性结论的。而放眼全球,中国作为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极为独特的后起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参照系没有可资借鉴的样本。中国之所以启动大规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目标指向十分明确,即清除经济发展沉疴,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将新一轮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均衡的新逻辑起点上。而已有的改革进展表明,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未来中国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将有可能迎来一个较为重要的优化配置过程,无论是国有资本、民营资本还是外资,都将在动态优化中寻找市场机会。基于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率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主要来源。

  作为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的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对既有路径依赖较强。一旦出现既有动力的衰退,而替代性动力发育不足,则意味着经济增速的滑落。中国经济的下一个繁荣周期一定来自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推进,也就是如何将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转到有效消费与技术进步驱动上来。

  始于2015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煤炭、钢铁等行业去产能计划的持续推进下,迄今已经取得了相当进展,新供给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集群的增长日益放缓,而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集群正在快速成长。得益于政府负面清单改革和“双创”的推动,以及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微观主体创新活力不断释放,经济增长潜能也在不断激活。在“双创”热潮下涌现出的独角兽公司,正逐渐成为我国参与新一轮全球经济与科技竞争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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